民国时小地主可吃不起白面，白面30斤1.5大洋，如果自己种的一亩地300斤小麦全磨成面粉也就210斤白面。而当时有这么一句话，叫三麦三麦，难超三百。因为在无化肥农药前提下小麦产量能有300斤就算丰收了。 说起民国那会儿的农村日子，总让人觉得苦哈哈的，尤其是小地主这帮人，外人看来有点田产，日子该过得滋润点，可实际情况远没那么光鲜。拿白面来说吧，这东西在北方农村算得上稀罕货，小地主家一年到头也轮不上天天上桌。为什么？产量低，价格贵，磨损还大，再加上各种开销压着，顿顿白面那纯粹是想都别想。民国时期，农业技术基本停留在传统阶段，没化肥没农药，靠天吃饭，亩产小麦顶多百来斤，好年景挤到两三百斤就算走运了。像山东那地儿，三十年代平均亩产才一百二十斤，河北也差不多一百多斤出头，全国范围看，绝大部分地块就在一百到两百斤晃荡。清代时候更低，平均也就一百二十斤左右，到了民国也没大翻身，因为人口猛增，地越分越薄，技术没跟上，产量自然上不去。 这产量低直接卡住了粮食供应链条。小麦收上来，先得脱粒晾晒，然后磨成面粉，可这过程出粉率不高，传统石磨技术下，七成出头就算不错了。一亩地好歹打出三百斤麦子，全磨白面也就两百一十斤左右，剩下的全成麸皮喂牲口或扔了。想想看，这点量摊到一家子头上，够干啥？小地主家顶多百来亩地，收成两三万斤麦子，磨完面一万多斤，可扣掉种子留种、税费上缴、劳力工钱，实际能吃的没多少。市面上白面价格更要命，三十斤一袋得一点五大洋，一大洋在当时买力不小，能换一百斤小麦或三十斤大米，可白面加工贵，摊主咬死这价。小地主要买现成白面，得从腰包里抠银元，买一袋就得咬牙，平时哪舍得？他们多半自家磨点粗面窝头凑合，细白面留着过节蒸馍子，平日里锅里煮的还是玉米高粱粥，配点咸菜萝卜就算一顿。 民间有句老话，三麦三麦，难超三百，这话接地气，直戳农业瓶颈。意思是三亩麦子加起来，产量也难破三百斤，在没现代投入的时代，这不是夸张，是实打实的常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土壤瘦，虫害多，旱涝一来颗粒减半。清末民国，人口爆炸式增长，从清初六千万涨到四亿多，人均耕地从汉唐那会儿的一百亩掉到几亩地，压力山大。明初卫所兵一人五十亩，唐代府兵一百亩，那时候人少地广，养活得起。可民国时，全国耕地也就十四五亿亩，摊到四亿人头上，每人三四亩，南方还好点，西北华北旱地多，实际可种面积更少。小地主拥有一百亩，在当地算中上，可养七口人，每人十四亩，勉强温饱，哪有余粮天天白面？税吏一收，地丁银杂费一扣，剩不下多少。军阀混战那几年，兵丁路过拉粮，地主得低头哈腰应付，日子更紧巴。 小地主的生活，说白了就是夹缝求生。像河北保定或陕西关中那些中等地主，家底子薄，靠租佃和自种混口饭。佃户缴租，收成一半归东家，可佃户穷，租子常拖欠，地主还得垫种子农具钱。日常开销，衣服布匹、盐巴油酱，全得从集市买，银元一花就见底。吃食上，他们不像大户那样顿顿精米细面，更多时候是棒子面粥或杂粮饼，肉菜那是婚丧嫁娶才上桌。冯玉祥回忆录里提过，四川广元驻军挑夫中午能啃粉蒸肉，可河北富户一年到头见不着肉腥。地域差太明显，南方水稻区相对富庶，华北旱作区穷得叮当响。白鹿原那种西北大地主，白家鹿家平日里也喝包谷粥，腌萝卜下饭，只有逢年过节才整碗白面条。这不是矫情，是现实使然，产量跟不上消费，价格又高，中小地主哪敢大手大脚？ 这背后是整个农业结构的死结。清代到民国，耕地扩张有限，北方坡地沙土多，灌溉靠雨水，亩产上不去。无化肥时代，肥力全靠粪肥绿肥，循环慢，虫病防不住。三十年代抗战前，山东小麦亩产一百二十斤，大豆一百三十斤，高粱一百八十斤，这数据来自地方志，靠谱。河北小麦一百多斤，个别品种抗锈病能到一百五十公斤，可那是少数，好地块的事儿。全国平均看，粮食总产勉强养人，可人均份额低，营养跟不上。人口压力是根子，清中叶人均三亩多地，民国时掉到两亩多，广西岩溶区还好，内地平原挤成狗。地主阶层分层明显，大地主几千亩，雇长工管账，小地主自个儿下地，累死累活也超不过温饱线。苛捐杂税是另一杀手，地方官府层层加码，地丁银之外还有丁银漕粮，收成刚够缴，剩点自家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