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李大钊的女婿贾芝所说，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与李大钊的关系非常好，李大钊牺牲后，周作人多次帮助李大钊一家人，冒着风险照顾烈士遗孤，收留李葆华、李星华兄妹在自己家里躲避。后来，周作人又出面帮助支持李葆华前往日本留学。   周作人与李大钊的情谊，并非源于政治立场的契合，它是在思想分野之上建立起来的，两人同为北大同事，在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并肩作战，共同为《新青年》等刊物注入活力。   然而，他们的思想路径却走向了不同的远方：周作人信奉个人主义与渐进改良；而李大钊则毅然选择了社会主义革命。   这种根本性的差异，并未侵蚀他们之间的相互欣赏，在反帝反封建的共识之外，周作人对李大钊思想的锐度抱有极高敬意，这份欣赏无关乎主义，而是源自对一个卓越头脑的深刻认同。   正是这种超越了政治路线的知己关系，构成了周作人日后倾力相助的坚实精神基石。   李大钊1927年牺牲后，周作人的援助不是一次性的好心帮助，而是一场长达数年的性承诺，其付出的代价与承担的风险，是衡量这份情义的真实尺度。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北平，他将刚与自己一同归来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藏于家中，为筹措李葆华赴日留学的路费，周作人不惜变卖自己珍藏的敦煌写经。   其后，他又担起了准监护人的角色，在1931年将李大钊的两个女儿接至北京，送入孔德学校，并为长女李星华找到了抄写法文讲义的工作以维持生计。   在身后事的处理上，周作人更是尽心竭力，面对停灵寺中长达六年的挚友灵柩，他在1933年联合胡适、蒋梦麟等十二位名流共同发起公葬，并个人额外捐赠奠仪。   当李大钊的遗孀赵纫兰因悲痛劳累在一个月后病逝，他又帮助料理后事，使其与丈夫合葬。   最后，他承接了赵纫兰的临终嘱托，于1939年促成了《守常全集》的出版，这部文集完成了对友人精神遗产的守护，就连鲁迅也为此集题写了书名。   最具讽刺意味也最能揭示周作人复杂性的，是他在出任伪职之后，其援助行为仍在以一种更隐秘、更危险的方式延续。   当周作人因出任日伪政府职务而身败名裂时，他与李大钊家庭的联系并未中断。   周作人利用其特殊身份的掩护，在1939年冒着被日伪发现的风险，秘密帮助李大钊的子女转移到延安，甚至托友人贾芝向延安的毛主席问好。   周作人的一生，是新文化倡导者与民族失节者的矛盾统一体，他后期的选择是历史的污点，无可辩驳；但他对李大钊一家的长期守护，这份超越政治、始于微时、终于末路的深厚情义，同样是真实存在、不应被磨灭的历史细节。  （信源：一言难尽，一声叹息 | 周作人诞辰140周年——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