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台湾一名女地下党在宿舍被捕，临走前祈求，让她拿件衣服，敌人轻蔑的答应，随后，她在阳台取下一件旗袍，谁料她这个举动，让敌人追悔莫及......   1950年6月10日清晨，台湾师范学院的宿舍里闯进几个便衣特务，翻箱倒柜的声响划破了宁静。   被惊醒的萧明华站在角落，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身上还是前晚批改作业时穿的浅蓝布衫。   这个被学生们喜爱的国文老师，说话总是轻声细语，谁也不知她已是潜伏两年的中共地下党员。   特务们把书本、衣物扔得满地狼藉，却没找到任何可疑物品。   看着特务们不耐烦的神情，萧明华轻声开口：“外面风大，我能不能拿件衣服再走。”   带头的特务上下打量她，见这弱女子模样，冷笑一声应允：“拿吧，别耍花招。”   萧明华缓步走到阳台，那里晾着件母亲做的月白旗袍。   指尖触到衣襟内侧的瞬间，她飞快摸过缝在里面的细棉纸，那是十几位同志的联络名单。   她故意放慢叠衣服的动作，趁着特务转头的间隙，悄悄将棉纸塞进嘴里咽下。   出门时，怀里的旗袍平平整整，脸上没有丝毫异样。   这位28岁的女子，生在浙江嘉兴的书香家庭，父亲是前清秀才，母亲最会做素色旗袍。   小时候趴在针线筐边看母亲绣花时，她就记住了“衣服要穿得端正，做人更要行得正”的教诲。   1943年考入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后，她的文笔惊艳了作家谢冰莹，被赞“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可北平美军强奸案的不公结局，让她决心走出书斋，跟着地下党引路人朱芳春投身革命。   1948年，受台静农先生邀请赴台任教的机会摆在面前，组织让她以教师身份潜伏，她立刻答应。   出发前母亲连夜赶制了月白、浅蓝、素黑三件旗袍，她抱着母亲哭到深夜，只说“等太平了就回来”。   在台湾，她讲《离骚》会说“屈原的忧国是敢说真话”，讲鲁迅能让学生笑后沉默，宿舍里的《古文观止》夹着密写药水，她和朱芳春以夫妻名义组建“台新盟”，两个月内六次送出重要情报，为解放沿海诸岛立下功劳。   审讯室里，敌人先软后硬。竹签钉进指甲缝，她没哼一声；烙铁烫在手臂，她只盯着对方说“想套话不可能”。   直到有人想起那件旗袍，特务们赶紧回去把衣服拆得稀碎，连丝线都捋了三遍，最终只找到几片碎布。   这时他们才明白，那句“拿件衣服”根本不是怕风凉，是这个女子用生命销毁最后一份情报。   1950年11月8日，狱警问她最后要求，萧明华只说“想穿那件素黑旗袍走”。   穿着母亲做的衣服，她昂首走向马场町刑场，留下的绝笔信里写着“我很平静，祝福家人安好”。   32年后，她的遗骨迁回八宝山，墓碑上只有战友手书的“归来兮”三字。   旗袍在东方文化里从不是普通衣物，于萧明华而言，是母亲的牵挂，是藏情报的容器，更是精神的铠甲。   敌人的轻蔑源于对“弱女子”的偏见，他们不懂文学里的家国情怀能催生怎样的勇气，这个能写出锦绣文章的女子，早就把“做人行得正”刻进了骨子里。   特务们追悔的或许是没搜出名单，可他们永远不懂，真正让他们失败的不是那片被咽下的棉纸，是一个人愿意为信仰豁出性命的坚定。   萧明华本可以当作家过安稳日子，却选择在白色恐怖里做微光，这种抉择从来无关性别，只关信仰。   八宝山的“归来兮”三个字，藏着跨越海峡的乡愁，更藏着中国人最珍贵的骨气。   那些嘲笑她“耍花招”的敌人早已被遗忘，而穿旗袍赴死的女子，永远活在有人记得的故事里。   你觉得这件旗袍里藏着的，是母爱还是信仰？看完她的故事，你想起了哪些默默无闻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