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浒传》中，晁盖是梁山泊继王伦之后的第二任寨主，也是真正打破 “小圈子” 格局、以 “七星聚义” 为基础开创梁山规模化事业的奠基人。他主张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的江湖义气，带领阮氏三雄、刘唐等嫡系好汉啸聚山林，让梁山从 “王伦时代” 的封闭小寨，成为能与官府抗衡的江湖势力。

然而，自宋江上梁山后，这一平衡被彻底打破。宋江凭借早年 “及时雨” 的声望，不断招揽降将（如呼延灼、徐宁）、收纳嫡系（如李逵、花荣、戴宗），逐渐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庞大派系，与晁盖的 “元老嫡系”（阮氏三雄、刘唐、白胜）形成权力制衡。更关键的是，两人的政治路线存在根本分歧：晁盖坚持 “啸聚山林，不受官府羁绊”，而宋江始终以 “谋求招安、回归体制” 为终极目标——路线的对立，让权力竞争逐渐从 “隐性” 走向 “尖锐”。

晁盖出征曾头市，表面是为报 “曾家劫马” 之仇，本质却是为了重树寨主威望：此时宋江已通过多次带兵出征（如打祝家庄、高唐州）掌握兵权，晁盖若再无战功，权力将彻底被架空。而对宋江而言，若想推进招安路线，晁盖这一“最大障碍” 必须清除，毕竟晁盖的 “江湖路线” 与招安完全相悖，只要晁盖在世，宋江的招安计划便无从谈起。

晁盖死后，宋江迅速以 “临时领袖” 身份主持大局，并通过 “活捉史文恭者为寨主” 的规则（最终由卢俊义执行，再让位于宋江），彻底巩固权力。“宋江弑晁盖” 的逻辑链条本就清晰：晁盖一死，宋江既能摆脱权力制衡，又能以 “为寨主复仇” 的 “复仇者” 身份赢得全山道义支持。

因此，宋江是晁盖之死的幕后主导者，在细读原著细节后已无太多争议。真正的疑问在于：现场动手的执行者究竟是谁？答案或许出乎多数人意料，需从原著细节中逐一拆解。

1. 史文恭凶手说：最明显的 “栽赃假象”

从小说表面情节看，史文恭是“板上钉钉”的凶手：晁盖中箭后，箭杆上明确刻有“史文恭”三字，梁山众人当即认定他是凶手，后期卢俊义活捉史文恭后，宋江也以“复仇”为名完成权力交接。这一“证据链”看似完整，却在原著细节中漏洞百出。

首先，史文恭根本不在作案现场。据《水浒传》第 60 回描写，晁盖率军进攻的是曾头市“北寨”，而北寨守将是曾家大公子曾涂，史文恭当时负责守卫曾头市（核心防线）“总寨”，并未参与北寨战事。原文明确记载：“背后刘唐、白胜救得晁盖上马，杀出村中来”，此时晁盖身处北寨战场，若真为曾头市之人所射，凶手也应是北寨守将曾涂的部下，绝无可能是远在总寨的史文恭。

其次，史文恭的行为逻辑与“毒箭暗杀”完全矛盾。史文恭是曾头市的军事统帅，武力不亚于林冲，且作战风格光明磊落（如对战秦明时以方天画戟正面交锋）；更关键的是，曾头市的作战宗旨是 “活捉梁山好汉”（原著曾家口号：“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上东京”，目标是擒获而非杀害），使用“毒箭”既不符合其武将身份，也与“活捉”策略相悖。

最后，晁盖的遗言与宋江的行为进一步印证 “栽赃”。晁盖临死前并未直接指认史文恭，反而留下 “捉得射死我的，便立为寨主” 的遗言 —— 这一表述暗藏两层深意：一是对 “箭刻史文恭” 的怀疑，若真为史文恭所射，他只需直接说 “杀史文恭者为寨主”，无需设置 “捉凶手” 的前提；二是对宋江的制衡，他深知宋江派系庞大，若直接传位会引发分裂，故以 “复仇” 绑定权力交接，延缓宋江上位。而宋江后续的操作更耐人寻味：史文恭被活捉后，他未给任何申辩机会便立即处决，更像是 “灭口” 而非 “复仇”。

显然，“史文恭箭” 是刻意伪造的栽赃工具，目的是转移众人对 “内部凶手” 的怀疑。

2. 石秀凶手说：能力与动机皆不成立

部分观点认为，石秀因“投奔梁山时差点被晁盖斩首”（杨雄、石秀携时迁上山，时迁偷鸡引发与祝家庄冲突，晁盖欲斩二人，后被宋江劝阻），可能心怀怨恨，且他在晁盖出征队伍中，有机会动手。

但这一说法忽略了两个关键：一是石秀的专长是 “步战用刀”，原著中从未有他擅长弓箭的描写，而晁盖中箭是 “深夜混战中一箭命中面颊”，属于高难度远程精准打击，石秀根本不具备这种技术能力；二是石秀的性格核心是 “重义气、有底线”，他虽有心机，但“为私怨暗杀寨主”与他 “救杨雄、斗祝家庄”的表面侠义形象完全相悖，且他并非宋江嫡系，宋江也不会将如此关键的阴谋交给一个 “有旧怨但非心腹” 的人。

3. 徐宁凶手说：“会射箭+在现场”不等于“凶手”

徐宁是朝廷军官出身，擅长弓箭，且是晁盖点将的二十位出征头领之一，因此有人认为他具备作案条件。但这一推理犯了 “条件等于结果” 的逻辑错误。

首先，徐宁无作案动机。徐宁被梁山用计（赚走雁翎甲）逼上梁山后，通过 “大破连环马” 立下首功，已在梁山站稳脚跟，既无“靠杀晁盖上位”的需求，也无“依附宋江自保”的压力。他与晁盖无私人恩怨，晁盖对他也极为信任（将其列入核心出征队伍），不存在利益冲突。

其次，徐宁并非宋江嫡系。他是“降将派”而非“宋江心腹派”，宋江若策划阴谋，绝不会选择一个“刚归顺、立场尚不明确”的外人。

徐宁根基未稳，一旦暴露，不仅会被晁盖旧部报复，还会彻底失去梁山信任，对他而言“风险远大于收益”，宋江也不会冒此风险。

4. 林冲凶手说：违背 “知遇之恩” 与性格逻辑

林冲与晁盖的关系极为特殊：正是林冲不满王伦排挤晁盖，亲手斩杀王伦，才将晁盖推上寨主之位，这份“拥立之恩”让二人形成了超越普通兄弟的信任。从利益角度看，林冲在晁盖麾下已位列 “五虎将”，地位稳固，且他本身无“争寨主”的野心，晁盖活着对他而言“利大于弊”，谋杀晁盖不仅无利可图，还会引发梁山内乱，损害自身利益。

更关键的是林冲的性格：他虽前期隐忍，但始终坚守“光明磊落” 的武将底线，而“暗中射杀盟友”是阴狠毒辣的阴谋，与他的形象完全相悖。此外，晁盖出征时，林冲被安排“在村外策应”，这是晁盖对他的信任（负责后方安全），而非“暗中动手”的机会。若他真要作案，反而会争取“靠近晁盖的前线位置”，而非“远离核心战场”的策应任务。

5. 呼延灼凶手说：将门气节与利益逻辑皆不支持

支持“呼延灼凶手说”的核心依据有二：一是晁盖中箭后，呼延灼曾说“公明哥哥未下令，不可退兵”；二是他擅长弓箭，有技术能力。但这两点均经不起推敲。

其一，呼延灼与晁盖有“接纳之恩”。他原是朝廷名将，征讨梁山失败被俘后，是晁盖主导的梁山集团“既往不咎、以礼相待”，才让他选择归顺。晁盖是他的“重生恩人”，二者无任何权力或利益冲突，他根本无理由杀晁盖。

其二，呼延灼的核心诉求是“靠梁山建功，洗刷败将身份”。他出身将门，最重“名节与功业”，而晁盖是梁山的象征，杀死晁盖会引发内乱，直接破坏他“建功立业”的基础，对他而言“有害无利”。

其三，呼延灼并非宋江嫡系，且性格骄傲有底线。他是“降将派”的核心人物，有独立立场，宋江绝不会将阴谋交给一个“重视名节、非心腹”的降将。“暗中杀主”的卑劣行为，也与他的将门气节完全相悖。

排除所有外部可能性后，真正的执行者只能是宋江最信任的心腹“小李广” 花荣。从“动机、能力、条件、行为逻辑” 四个维度看，花荣是唯一符合所有条件的人。

1. 身份：宋江最核心的“政治同盟”

花荣与宋江的关系，早已超越普通兄弟情义，是深度绑定的政治同盟。他原是清风寨武知寨，因“救宋江”而反出朝廷，上梁山后更是明确以“宋江马首是瞻”。

初上梁山时，他便通过“梁山射雁”震慑晁盖派系，为宋江立威；江州劫法场、攻打无为军时，他始终坚定执行宋江的指令，甚至不惜与晁盖嫡系产生分歧（如强行主张追杀黄文炳）。对花荣而言，宋江的利益就是他的利益，执行宋江的指令是他的核心立场。

2. 条件：晁盖出征队伍中的“关键成员”

据《水浒传》第60回原文，晁盖点选的二十位出征头领中，表面上不包含花荣（“晁盖点那二十个头领：林冲、呼延灼、徐宁、穆弘、刘唐、张横、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杨雄、石秀、孙立、黄信、杜迁、宋万、燕顺、邓飞、欧鹏、杨林、白胜”）

但关键证人朱贵（梁山情报负责人）目击戴宗与花荣秘密下山，且戴宗作为“神行太保”可快速传递消息，为花荣混入战场提供了隐蔽通道。这种“不在名单却在现场”的矛盾，恰好印证了花荣作为秘密执行者的身份，作案条件完全成立。

3. 能力：梁山唯一具备“精准暗杀”技术的人

花荣的箭术堪称梁山第一，原著中多次展现其“百步穿杨”的精准度：“梁山射雁” 时，他能在移动中射中高空雁群的特定目标；江州劫法场时，他能在混乱中一箭射断绑住宋江的绳索，这种“在混战中精准命中特定目标”的能力，是其他好汉（包括徐宁、呼延灼）都无法企及的。而晁盖中箭的场景是“深夜混战，一箭命中面颊”，这种高难度操作，只有花荣能完成。

4. 细节：伪造 “史文恭箭” 的唯一可能

史文恭的武器是方天画戟，原著中从未有他使用弓箭的记录，而花荣作为专业射手，不仅有能力打造刻有“史文恭”字样的毒箭，更清楚如何通过“栽赃”转移视线。此外，晁盖死后，花荣的反应也极为反常：他从未对“史文恭是凶手”提出任何质疑，反而积极配合宋江的“复仇计划”，支持宋江安排卢俊义活捉史文恭，再通过“让贤”仪式巩固宋江的寨主之位，这种“沉默与配合”，正是“参与者”的典型表现。

晁盖之死，本质是梁山“江湖路线”与“招安路线”碰撞的必然结果，也是宋江权力布局的关键一步。宋江作为幕后主导者，需要一个“既有能力、又绝对忠诚”的执行者，而花荣正是最佳人选，他的“百步穿杨”箭术提供了技术支撑，他与宋江的政治同盟提供了动机支撑，他偷偷潜入出征队伍中的身份提供了条件支撑。

最终，晁盖的毒箭成了梁山权力交接的“催化剂”：宋江借 “复仇” 之名扫清障碍，花荣以“执行者” 身份巩固宋江的权力，而“史文恭”则成了这场内部阴谋的替罪羊。这一结局，既符合《水浒传“官逼民反却终向体制妥协”的悲剧内核，也揭露了权力斗争中“义薄云天”外衣下的冰冷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