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上海知青戴建国不顾反对娶了一农村女子,谁知娶回家当晚,妻子冲过去一拳将他打得流鼻血,还撕了他的书稿,事后,岳母让他回到上海,哪料他却拒绝了岳母的好意。 那会儿,城里孩子下乡,不全是“理想主义”,更多时候就是赶着时代的“潮头”,顺势往下走。 想象一下吧,上海那一群男孩女孩,习惯了弄堂烟火,也熟稔书本里的道理,突然被拎到南方小村,天高地远,泥巴满脚。 戴建国刚到村子的头两个月,别说放牛种地,连锅里的玉米糊糊都搅不匀,更别说是下地了,刚拿起锄头时,他一身书卷气,手心的嫩皮没几下就被磨破,渗出水泡。 一天工下来,血泡被磨成血口子,晚上连筷子都握不稳,太阳底下,他一米七的个头慢慢驮了下来,肩膀被箩筐勒出青紫,脸庞从白净生生晒成了“土色”,连母亲若能见了,都认不出来。 村里人看在眼里,背地里难免议论,几个妇女在水井边打水时,指着他叽叽咕咕:“这崽,白面皮,不顶事!只会写几个字,有啥用?”话语带着几分嫌弃,更多是农人对“城里人”的本能不信任。 戴建国听见过,却从来不争论,他知道,自己插不上嘴,说多了反倒惹人厌,他心里有个算盘:知青的日子,总归会过去,只要熬下去,总有回城的一天。 就在这艰苦的日子里,一个名叫程玉凤的女孩出现在了他的身边,别人嫌戴建国“白面皮,不顶事”,她却没有笑话过,反而在田头耐心地教他。 锄头该怎样落下,牛犁怎么调方向,插秧要按什么节拍往泥里扎,她一遍遍做示范,直到戴建国笨拙的动作终于成了像模像样的农活。 晚上,昏黄的油灯下,她坐在他对面,手指沾着唾沫在旧练习本上比划着“人、田、禾”这样最简单的字,她写得歪歪扭扭,却认得真切;他就一笔一划地给她描红、教她发音。 两人就在这样日积月累的相处之中,他们的脚步越来越近,彼此心里那份年轻而单纯的悸动,也在不知不觉中被点燃。 直到有一天,家里忽然来信,戴建国不得不回上海处理家事。送行那天,村口的槐树下,他看见她眼里蓄满泪水,却倔强地没有落下。 戴建国心头一紧,攥着她那双粗糙却温热的手,郑重其事地许下诺言:“等我安顿好,我一定会回来娶你。” 可他回来时,一切都毁了。程家父母不信一个知青的空头承诺,硬把女儿嫁给了村里的李强。激烈的反抗和无望的等待,彻底击垮了程玉凤。 她疯了,时而呆坐,时而砸东西,嘴里反复念着戴建国的名字,这段婚姻很快就以她被送回娘家告终。 等待戴建国回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傻眼了,他看到的是一个头发蓬乱、眼神空洞的“陌生人”,有时甚至认不出他。 所有人都在劝他不要去娶这个疯女人,但戴建国选择了在1979年,和这个大家眼里的“疯妻”举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新婚之夜,本该是喜庆甜蜜的时刻,土屋里摆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映得四壁泛黄,影子晃动。程玉凤起初安静地坐在炕头,低着头,像所有新娘一样羞怯。 可没过多久,她忽然神情骤变,双眼泛红,整个人像被什么猛然点燃似的,开始大喊大叫,把身旁的枕头、被褥胡乱掷到地上。 她的力气出奇的大,连窗台上的瓦盆都被掀翻,土墙被她狠狠拍得直响。 戴建国一时愣住,冷汗顺着后背冒出。他伸手想要安抚,却被她尖锐的指甲划伤手背。那一夜,他几乎没有合眼,只能死死守在屋里。 日子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往后在村里教书的日子里,他白天要在简陋的教室里给孩子们念课文,黑板是用石灰水抹的,粉笔头也要分成几段用;夜晚回到家,却要时刻提防妻子的情绪突变。 有时程玉凤安静得像个普通农家女人,会在院子里洗衣、做饭,甚至端上一碗热粥;可一旦心绪翻涌,就会毫无征兆地失控,摔碗砸盆,或冲着他怒吼。 戴建国活在一种双重的紧绷中:白日是老师,面对学生要温和有耐心;夜里是“守卫者”,防范妻子下一次的狂躁。 后来,他们带着儿子回到上海,第二场战斗随之而来,三十年前,是程玉凤教他在黑土地上生存;三十年后,轮到他在水泥森林里,引领她完成第二次“成长”,角色完全颠倒了。 她像个孩子,对城市一无所知,用煤气灶差点把家点了。戴建国没有一句责备,只是耐心收拾残局,还夸她努力。 城市是个巨大的迷宫,她去菜市场迷了路,就只会无助地蹲在路边哭,戴建国找了很久才找到她,紧紧抱着她,为她重建安全感。 儿子长大后,也加入了这场漫长的教学。父子俩一起,教她如何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自处。 奇迹在漫长的岁月中慢慢发生,1980年儿子的出生,是她康复的关键,母性让她变得温柔,脸上有了笑容,在丈夫和儿子的耐心引导下,她开始能和邻居简单交流,生活也渐渐可以自理。 四十多年过去了,他们都已白发苍苍,如今,两人时常并肩坐在公园里看夕阳,他不再仅仅是她的守护者,他们成了彼此最安稳的陪伴。 戴建国从未后悔过,他用一生兑现了年轻时的誓言,证明了在时代洪流和个人命运的残酷面前,爱与责任,真的可以重塑一切。
1979年,上海知青戴建国不顾反对娶了一农村女子,谁知娶回家当晚,妻子冲过去一拳
乐天派小饼干
2025-10-04 20: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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