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大军区政委降为地方干部，搞文艺有声有色，后靠边站十几年 “1961年早春，北风还硬，周桓把帽檐压得很低，小声对身旁老部下说：‘换条战线，也要有胜仗可打。’”这句话，道出了他离开军队之后的心气儿，也预示了一个上将转身投入地方文艺战线的罕见轨迹。 周桓的故事须从一张退学通知书讲起。1928年，初三没念完，他因病回家。父亲劝他学手艺糊口，他却硬拖着行李跑到天津，蹭读天津中山中学，学费全免。课堂之外，他第一次碰见地下党员，第一次听到“推翻旧世界”四个字；那年头，书本之外的风声更让血液加速。两年后，他悄悄从津门奔赴湘鄂赣苏区，年仅十九岁便成了红五军政治部秘书，军长是彭德怀。写文告、刻蜡板、油印传单——枯燥到眼花，但他咬牙坚持。有人疑惑，为什么不端枪？他只笑：“宣传也是子弹。” 1933年调总政部，他负责发动群众分田地。天黑赶路，白天开会，晚上写材料，鞋底磨穿，他把草绳捆在布鞋外继续走。几个月后又去中央警卫师，当政治部主任，警卫毛泽东、周恩来出入，谨慎又紧张。随军辗转，积攒的其实是政治工作经验——这是他后来安身立命的“武器”。 到长征尾声，他已是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陕甘之交，红军需要同东北军谈判，周桓被推了出来。有人形容他“笑容和霜刃一起闪”，软硬皆施，让东北军这支杂牌队心甘情愿地停火、让路，埋下日后改编的种子。很快，抗战全面爆发，他改任八路军总部敌工部部长。两位退伍的东北军师长带两百旧部归队，他领头翻越太行山，一路收容散兵游勇两三千人，在浆水川立了新根据地。统战、整编、教育，三手同用，一年打出名堂。 抗战末期，他调回总部做秘书长，日常就是见友军，写电报，谈条件。说话得像针，又像棉。抗战胜利后，他出现在沈阳街头，身份是东北军政大学政委。不到半年，被罗荣桓点名调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当副主任。那段时间，东北报名参军的青年多到排长队，周桓夜里一张桌子批卷宗，凌晨把盖完章的任命书送到训练场。两年，扩军至七十万，地方武装三十五万，军区后勤、医院、学校同步拉起。他常说一句话：“兵要练，骨干更要练。”这是他心里的指标。 1949年夏，他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共和国刚成立，东北要成“工业上将”。干部结构不平衡，他与谭政、肖劲光一道，把二十余个临时机构合并，腾出人手支援大后方。紧接着抗美援朝打响，部队需要熟面孔稳定军心，他坐镇沈阳，多次飞安东，前后方协调，忙到声音嘶哑。 1955年，军区改编为沈阳军区，邓华任司令，他当政委。授衔时，他拿到上将肩章，外人看风光，熟人知内情——想让他多休息，他偏不。在他眼里，军政工作就是不断发现漏洞、补漏洞。惋惜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风向急转，因与彭德怀渊源深，他被调出军队，改任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艺。职位表面“平移”，实际上是明降。老参谋悄悄问：“政委，这算挫折吗？”他摆手：“岗位不同，打仗不变。” 新岗位，他把文化馆、剧团、出版社当作兵团来管。辽芭的《白毛女》重排，他亲自盯服装；长影拍《冬梅》，他蹲片场聊剧本。三年自然灾害刚过，群众最缺精神食粮。1964年辽宁省文艺汇演，戏曲、新歌、速写展铺满沈阳体育馆，中央派人观摩，周桓只是坐在角落，手里捏一张观众意见表。有人感慨：“这老将干起文艺，比指挥团长还带劲。” 遗憾的是，文艺工作做到高潮，运动骤然来临。1966年，“军阀”“走资派”的大字报一起飞，他挨批斗，头发被涂墨，靠墙站一整夜算常事。1970年代初，他被下放，住在海城郊区一间四面透风的小房。时常有群众来翻看他写过的戏曲脚本，翻完又走；那几年，他唯一乐趣是给青年辅导写诗，“押韵要像磨刀”——这是他说得最多的一句。 1979年春，文化部请他进京做顾问。三十年戎马，二十年文艺，十年沉寂，他归来不急不躁。文件刚批到手，他先去八一电影制片厂，跟导演讨论军队史料真实性；三天后，他又跑到辽宁歌舞团排练厅，指导朝鲜族舞蹈动作。有人问他为什么还折腾，他淡淡回答：“宣传工作，从来就不是可有可无的小花边。” 周桓晚年不谈磨难，偶尔提到庐山会议，只是一句“形势比人强”。最常讲的，是战士与观众的眼神——前者盯胜利，后者盯舞台；二者都要真诚，假不得。他的一生，几次起落，脚下的路却始终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信念通过语言、旋律、形象抵达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