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泌阳，38岁的赵某与39岁的金某，仅认识不久便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定亲、结婚。然而，婚后不久金某不仅拒绝生育，还在赵某外出打工时，拿走家中6000元现金离开，并直接将赵某拉黑。赵某怀疑自己被骗婚骗彩礼，遂向法院起诉离婚并要求返还12.8万元彩礼。然而，法院的判决结果却让他直呼无法接受。 今年5月初，赵某经人介绍认识了金某。两人年龄相仿，见面之后并未长时间交往，在双方家长的催促下，很快于5月8日定亲。按照当地习俗，赵某家通过媒人给了12.8万元彩礼和价值1200元的礼品。短短两个月后，赵某和金某于7月3日领取了结婚证，次日便举办了婚礼。 婚后，赵某迫切希望生孩子，屡次向金某表达愿望，但金某却并未配合。赵某毫不知情，实际上金某每次在事后都会偷偷吃避孕药。7月18日，赵某因工作外出，金某趁机将家中6000元现金拿走，直接打车回了娘家，还催促司机“快点开”。之后，她干脆将赵某拉黑，彻底失联。赵某请假回家寻找，意外发现家中藏有避孕药，由此更加确认对方婚姻动机存疑。 多次上门，赵某都未能见到金某。无奈之下，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离婚并返还全部彩礼12.8万元。然而开庭当天，金某并未出庭。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 关键法律问题在于，彩礼能否全额退还？ 按照《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5条规定，请求返还彩礼需符合三种情形：一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二是虽登记结婚但未共同生活；三是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在本案中，赵某与金某已经登记结婚，且有过短暂的共同生活。这意味着，除非能证明金某存在明显的骗婚行为，否则赵某要求全额返还彩礼难以得到支持。 庭审中，赵某虽坚称妻子骗婚，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金某在婚前就有骗婚的主观故意。法院综合考量二人共同生活的时间、金某的去向、赵某的主张，认定彩礼确有返还的必要，但不会全额支持。 令人意外的是，赵某在庭审过程中主动表示，如果法院能判决离婚，他愿意自降要求，仅要求返还8万元彩礼。法院最终判决：准予离婚，并判金某返还赵某8万元彩礼。 从法律层面看，这个判决背后有几个关键点： 首先，婚姻诚信原则的缺失。赵某与金某仅相识不久便草率结婚，婚姻缺乏感情基础。金某在婚后拒绝履行夫妻共同生育的约定，还携款离家，行为本身已体现出对婚姻关系的不负责任。法院认为其未出庭亦表明没有维系婚姻的诚意。 其次，彩礼返还的适用范围。《司法解释》强调“共同生活”是返还彩礼的重要考量标准。本案虽有短暂共同生活，但时间极短，且婚姻关系已名存实亡，因此法院支持部分返还。赵某若能提供更多证据证明金某存在骗婚故意，或许彩礼返还比例会更高。 第三，当事人让步的影响。赵某在法庭上的让步，实际上是法律诉讼中常见的策略。他以自降诉请换取快速离婚，反映出其真正目的已转向“尽快脱离婚姻”。法院在此背景下，也选择尊重其意愿，作出了返还8万元的判决。 这起案件在社会层面引发热议。有人感叹赵某“太冤”，明明可以拿回更多钱，却为了离婚忍痛割肉。也有人指出，这种“骗婚式收彩礼”的行为在一些地方屡见不鲜，如果不加以规范，可能会助长婚姻交易化倾向。 事实上，近年来不少案例都凸显出彩礼纠纷的复杂性。比如有的夫妻婚后数日即分居，男方要求返还彩礼却因有过“同居事实”而未能全额支持；也有女方确实存在隐瞒婚史、恶意骗婚的行为，法院才支持全额返还。 法律的价值不仅在于解决个案，更在于传递规则。彩礼的本质是婚姻习俗，并非买卖婚姻的筹码。《民法典》对彩礼返还作出限制，意在平衡婚姻自由与社会稳定，防止因经济纠纷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 最终，赵某虽然拿回了部分彩礼，但依旧损失了4.8万元，也浪费了感情与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