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一个蓬头垢面，穿着破烂烂的老乞丐，走到济南军区大院岗哨前问道：“哨兵

1971年，一个蓬头垢面，穿着破烂烂的老乞丐，走到济南军区大院岗哨前问道：“哨兵同志，请问杨得志司令员在吗？” 哨兵立即警惕起来：“打听杨司令干嘛？这是军事机密，不能告诉你！” 他叫侯礼祥，也叫李祥。这个名字，在当年红军的队伍里，也是响当当的。 1928年。那时候的侯礼祥还是个湖北江陵的穷小子，家里穷得叮当响，十几岁就出来闯荡。兵荒马乱的，一个半大孩子能干啥？要不是在街头碰上个好心的地下党员，给了他一顿饱饭，指了条明路，他可能早就饿死在哪条不知名的巷子里了。 就这么着，侯礼祥跟着革命的队伍，一路从湖北打到了江西。他脑子灵，人也肯玩命，在战场上是块好料。很快，他就从一个普通士兵，干到了营教导员。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他认识了时任团长的杨得志。 那会儿，杨得志比他大不了几岁，俩人脾气也对付，在战壕里经常是你给我递个子弹，我给你包扎下伤口，是过命的交情。后来，就是那场九死一生的长征。侯礼祥跟着部队，爬雪山，过草地，什么苦没吃过？ 强渡大渡河的时候，他是十八勇士之一， 抱着枪就往对岸冲。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好几次都差点见了阎王。有一次一颗子弹直接从他脖子那儿穿过去，血流不止，硬是挺了过来。腿上也留着弹片，一到阴雨天就疼得钻心。可以说，他这身子骨，就是一部活着的战争史。 这样一个人，九死一生跟着部队走到了延安，后来又跟着南征北战，怎么就混成了1971年那个蓬头垢面的样子？ 这事儿，说起来也真是造化弄人。 抗战胜利后，侯礼祥因为身上伤病太多，组织上就批准他回老家养伤。走的时候，部队给他开了全套的证明文件，革命军人证、功劳证，装了满满一个皮箱。这在当时，比金条都珍贵，是他拿命换来的身份和荣誉。 可谁能想到，坏就坏在这个皮箱上了。 他回到老家，本想着等伤养好了再归队。可没多久，他那个装着所有证明文件的皮箱，被贼给偷了！这一下，侯礼祥彻底傻眼了。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档案联网的年代，没了这些证件，他就等于没了身份。你说你是红军，谁信？你拿什么证明？ 更要命的是，解放后，因为他早年跟家里断了联系，又没有证明文件，在土改的时候，竟然被错划成了地主富农分子。 一下子从革命功臣，变成了被批斗的对象。这心里得多憋屈？他到处去申诉，写信给老部队，可信送不出去，送出去了也石沉大海。当年那些认识他的战友，不是牺牲了，就是天南地北，根本联系不上。 他就这么顶着个“坏分子”的帽子，在老家受了二十多年的苦。家里穷得叮当响，孩子们也跟着受牵连。当年的战斗英雄，成了村里人躲着走的对象。这日子，过得比在长征路上还苦。 直到1971年，他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 这三个字，一下子点燃了他心里快要熄灭的火苗。他想，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于是，他揣上家里仅有的一点钱，扒火车，搭便车，一路要饭，从湖北跑到了济南。 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哨兵看他可怜，又不像坏人，就把他安排到了军区招待所。杨得志司令员当时正好外出开会，哨兵就把这事儿给杨司令的秘书汇报了。秘书一听，也觉得这事儿蹊跷，但也不敢怠慢，就让侯礼祥写了份材料。 侯礼祥也识字，拿起笔，就把自己和杨得志当年的那些事，一五一十地写了下来。什么哪年哪月在哪条河边一起打的仗，哪个战友牺牲了，杨得志当时说了句什么话，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几天后，杨得志开会回来，秘书赶紧把信递了上去。杨得志打开信一看，刚开始还皱着眉头，可越看脸色越凝重，看到最后，这位身经百战的开国上将，手都开始发抖了。 他猛地一拍桌子：“快！快去把这位老同志请来！不，我亲自去！” 在招待所里，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一见面，四目相对，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还是侯礼祥先开了口，颤巍巍地喊了一声：“杨司令……” 杨得志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一个箭步冲上去，紧紧抱住他：“老伙计！真的是你！你这些年，受苦了啊！” 两个加起来一百多岁的老人，就这么抱着，哭得跟个孩子似的。周围的人，看着这一幕，也都悄悄抹起了眼泪。 后来，杨得志亲自出面，给中央写信，派人去调查，终于帮侯礼祥恢复了名誉和红军的身份。组织上给他补发了工资，安排了住房，让他安度晚年。 一个英雄，差点就被历史的尘埃给埋没了。要不是侯礼祥心里那点念想没断，要不是杨得志还记着当年的那份情谊，这桩天大的委屈，可能就真的成了永远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