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国驻瑞典大使耿飚遭到瑞典军官的轻视：“你带过多少兵？”谁知耿飚轻飘飘说了一句，瑞典官员立刻肃然起敬。 耿飚将军能够给出这样的回答，是因为他确实有足够的底气。在调任外交工作之前，耿飚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副司令员，在解放战争中指挥过大量部队，其麾下兵力确实远超十万人。 而当时整个瑞典的武装部队总兵力还不到六万人，这样的对比无疑具有强烈的震撼效果。但耿飚的回答并非炫耀，而是一种举重若轻的智慧，他用对方最能理解的语言——军事领域的实力对比，瞬间扭转了场面，赢得了尊重。 这种从容背后，是耿飚半生戎马的积淀。他1909年生于湖南醴陵，自幼家境贫寒，13岁就到铅锌矿当童工，后来投身革命，历经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一路从战士成长为高级指挥员，是一位真正从血与火中走出的战将。 中央决定调耿飚从事外交工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西方国家的封锁，外交战线急需打开局面。 瑞典成为北欧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这里也就成了打破孤立局势的重要突破口。周总理亲自点将，认为耿飚既有军事指挥员的沉稳果决，又有在军调部与美蒋代表谈判时展现出的外交潜质，是驻西方国家的合适人选。 毛主席和周总理还提出了“将军大使”的构想，即从军中挑选政治可靠、经验丰富的将领担任大使，因为他们有坚定的意志、清晰的立场和令人无法忽视的气场，是“文装解放军”，能代表新生共和国的气魄。于是，耿飚脱下穿了几十年的军装，换上西装，开始了从战场到外交场的转身。 1950年9月，耿飚几经辗转抵达瑞典。他没有专机，也没有庞大的随行团队，条件颇为艰苦，但这位“简装大使”却受到了瑞典方面的高规格欢迎。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甚至派出六驾马车迎接，这是只有国王级别贵宾才享有的礼遇。耿飚在递交国书时从容不迫，展现出军人特有的沉稳。 为了克服语言障碍，他自费雇佣英语老师补习，白天办公，晚上学英文。他还亲自跑市场、车站、农场实地考察瑞典社会，甚至考取了瑞典驾照，自己开车穿梭于斯德哥尔摩的大街小巷。 这种亲力亲为的作风，让当地媒体称他为“方向盘大使”，他的亲民形象也迅速为瑞典社会所接纳和喜爱。 然而，外交场上的挑战远不止于适应新环境。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批评中国，将中国描绘成“侵略者”。 耿飚深知，此时再单纯强调自己带过多少兵已经不合时宜，甚至可能起反作用。他选择了更务实且更具策略性的方式。 有一次，他约见瑞典外交部长，没有高声抗议，也没有空泛辩解，而是摊开一张军事地图，辅以记录美军暴行的文件，用冰冷的地理坐标和飞行航迹这些无法轻易反驳的证据，清晰地指出美军飞机如何一再将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边境。 面对西方对中国指控美军使用细菌武器的质疑，耿飚意识到任何来自中国官方的声音都可能被带有色眼镜看待。 他做出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决定：邀请一位在瑞典科学界德高望重、以正直严谨著称的医学博士安德烈，以独立科学家的身份赴朝鲜进行客观调查。 安德烈博士最终带回了证实美军使用生物武器的铁证，并通过瑞典报纸公之于众，引发国际舆论哗然。耿飚通过借助对方信任的“自己人”的声音，打赢了一场漂亮的舆论战。 耿飚在瑞典乃至后来兼任驻丹麦、芬兰公使，以及出任驻巴基斯坦、缅甸、阿尔巴尼亚大使期间，始终保持着深入调研和敢于直言的特点。 他在驻阿尔巴尼亚期间，经过实地调查，发现当时对阿援助“有求必允”的模式不仅加重了我国经济负担，也助长了对方的依赖思想。 他顶住压力，向中央直言不讳地提出了重新评估援助政策的建议。毛主席后来看到报告后称赞道：“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回看1950年斯德哥尔摩招待会上的那个经典瞬间，耿飚那句“也就十几万吧”的轻描淡写，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巨大的效果，并不仅仅在于数字本身的对比，更在于其背后所代表的新中国不容轻视的力量与尊严。 耿飚以其独特的经历——从战场上的“耿猛子”到外交场上的“将军大使”，诠释了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如何用智慧、勇气和务实，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为国家杀出一条路来。 素材来源：耿飚：永远的人民战士 2022-06-23 20:16·中国青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