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名地下党被捕入狱。汉奸认出他，他怕扛不住酷刑泄密，直接求狱友：“快！勒死我！”没成想，挣扎时踢倒尿罐，动静引来了看守。 1944 年深秋，丰润监狱牢房里。35 岁的任远攥着交通员狱友的手腕，交通员看着他满身伤，眼泪砸在地上，手里毛巾皱成一团。 任远猛地拽过毛巾绕在脖子上，语气坚决：“这是命令 —— 我招了，滦东同志全完了！” 交通员手抖着拉紧毛巾。任远身体绷直，指甲抠进对方胳膊。快没意识时，右腿下意识蹬向墙角。 “哐当” 一声，陶制尿罐倒了，腥味儿灌满牢房。 走廊里日军看守边骂边砸门，交通员赶紧松手。任远瘫在地上喘气，眼里满是绝望 —— 连死都办不到。 任远想起三天前的杨家铺。 1944 年 10 月 16 日，冀热边特委在丰润皈依寨开扩大会议，800 多名干部部署减租减息。 任远是滦东情报联络站负责人，衣袋里藏着冀东地下组织的密码和名单，这是他两年前带两部电台从晋察冀调来后建的 “无形防线”。 拂晓时，三四千日军突然合围。特委机关只有两个连，挡不住。组织部长周文彬指挥突围、烧文件，最后倒在敌人刺刀下。 任远带战士在高粱地掩护撤退，一颗子弹擦过大腿。他昏过去，醒来已在敌人担架上。 “必须死，绝不能被活捉。” 从被俘起，这念头就扎在任远心里。他知道，手里的秘密关系着伪满洲国、北宁线的情报员和日伪据点 “眼睛” 的命，一暴露就是灭顶之灾。 押解路上，任远装渴要凉水，想借重伤喝冰水自杀。可敌人看穿了，端来的热水烫得他嘴唇起泡。 当晚被单独关押，任远摸到内衣夹层的小笔记本。冷汗浸湿包扎布 —— 本子记着东北情报站的电台频率和 “海燕”“山鹰” 等代号，比命还重要。 他想撕本子，可中弹的右臂抬不起来，试三次没解开衣扣。 黑暗中，他叫醒被抓的老乡担架员：“兄弟，帮我解下扣子，伤口勒得疼。” 等老乡睡熟，他用左手抽出本子，一页页撕了塞进嘴里，纸渣混着血沫咽下去，直到喉咙发紧才停。 两天后，任远和其他俘虏被押着在丰润县城游街。铁丝穿过手铐，日军用枪托砸他们后背。 任远低着头，数路边联络点 ——“顺和杂货铺” 已转移，墙缝暗号该换了。 审讯室里，任远咬定自己是警卫连普通战士：“连长昨天突围牺牲了，不信你们问。” 话音刚落，穿伪军制服的叛徒走进来：“太君，他就是任远，管冀东所有情报网！” 日军军官宫下眼睛一亮，端来白面馒头和猪肉：“交出名单，让你当治安军大队长。” 任远一脚踢翻饭盒：“我当八路就没想过当汉奸！” 敌人换酷刑，老虎凳压得腿骨响，烙铁烫得胳膊冒白烟。任远没哼一声，却怕扛不住或被灌迷药泄密。 “只有死才保险。” 夜里，他跟交通员说想求死。 尿罐倒地的意外，让任远的自杀计划泡汤。 日军把他关在铁笼似的小号里，门口 24 小时有人守。吃饭用短柄勺子喂，牢房里连布条都没有，怕他自残。 任远躺在木板上发呆，突然想起潘汉年的话 —— 早年在陕甘宁边区学习时，潘汉年说 “情报人员的战场不止在敌后，监狱也是阵地，没证据就造‘证据’”。 他一下子醒了 —— 死不了，就换种方式斗。 再次提审，任远故意露犹豫。宫下递烟，他接过来慢悠悠说：“名单多，得慢慢想，有些人可能转移了。” 日军大喜，把他安排进 “优待室”，还派汉奸伺候。 任远趁机编两份名单：一份 15 人全虚构，信息编得像模像样；另一份混 10 个真叛徒、汉奸，包括山海关警备团团长张爱仁。 他还画了张废弃联络点地图，标上 “深夜三点交接情报”。 日军按线索查，在 “联络点” 抓了汉奸的仇人，交接时又蹲到张爱仁的人 —— 都是任远设的局。 宫下信了任远 “投诚”，处决张爱仁等汉奸，还把任远接到唐山 “休养”。 任远知道是监视圈套，却没想到伺候他的杂役是冀东地下党联络员。 1945 年小年夜，日军逼任远读 “投降声明”，限他三天准备。 当晚，联络员送来伪军制服和路条：“李运昌司令员让你活着回去。” 任远跟着送菜马车混出城门，在雪地里跑四十里，见到接应的八路军。 那一刻他明白：革命者既要敢舍命，更要会保命 —— 活着才能接着斗。 任远的智慧源于早年经历。他原名马嘉善，陕西绥德人，1936 年参加革命。1938 年从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后，转去抗日军政大学学侦查保卫，后来进保安干部训练班，陈云、李克农教过他。 1942 年，聂荣臻任命他为冀东东北情报联络站主任。他把电台藏在 “白皮红心” 伪乡长家夹壁墙里，只夜里发报，躲开敌人追查。 之后，任远继续在情报战线工作。建国后，他负责护送毛主席首次访苏。 2019 年 9 月，百岁的任远在北京去世。临终前，他摸着胳膊上的烫伤疤对儿孙说：“当年没死掉，就是为了看敌人垮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