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为何发动三次中东战争？根源、动机与抉择 需要首先明确的是，“发动”一词在中东战争的语境中具有复杂性。除了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又称第二次中东战争，由英法以三国策划）是明确的主动出击外，以色列在1948年、1967年和1973年的三次关键战争中，其角色更准确地说是“先发制人”或“被动应战后的主动反击”。其战争行为深植于其独特的国家安全困境、历史创伤和地缘政治现实之中。 一、1948年：独立战争——为生存而战 这并非以色列“发动”战争，而是为建立国家生存权而被迫进行的战争。 1. 联合国分治决议与阿拉伯世界的拒绝：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第181号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犹太社群（Yishuv）接受了该决议，但阿拉伯国家联盟和巴勒地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断然拒绝，认为在阿拉伯人的土地上划分出一个外国移民的国家是不合法的。 2. 内战爆发与外部干预威胁：决议通过后，犹太社团与阿拉伯社团之间的内战立即爆发。1948年5月14日，英国委任统治结束，以色列国宣告成立。次日，埃及、外约旦（今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五国联军从多个方向同时入侵新生的以色列。他们的公开目标是“将 Zionists 扔进大海”，扼杀这个刚诞生的国家。 因此，1948年战争对以色列而言，是一场生死存亡的防御战。其“发动”的是保卫独立的战斗，目的是击退入侵者，确保国家的存活。这场战争的结果奠定了以色列的生存基础，但也造成了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为后续冲突埋下了种子。 二、1967年：六日战争——先发制人的绝地反击 这是以色列最经典的一次先发制人的战争，其动机源于极度严峻的安全威胁。 1. 战略环境的急剧恶化：1967年5月，埃及总统纳赛尔采取了一系列激进举措： · 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撤离：驻扎在西奈半岛缓冲区的联合国部队应埃及要求撤走。 · 封锁蒂朗海峡：埃及军队进驻沙姆沙伊赫，宣布禁止所有前往以色列埃拉特港的船只通行。这对以色列南方唯一的出海口构成了致命封锁，被以色列视为明确的战争行为（Casus Belli）。 · 军事同盟形成：埃及与约旦、叙利亚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对以色列形成三面合围之势。 2. 国民的生存恐惧与政府的决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充满敌意的言论和大规模的军事调动，让整个以色列社会笼罩在“第二次大屠杀”的阴影之下（二战犹太人大屠杀的记忆此时仍极为鲜活）。以色列政府面临抉择：是坐等被攻击，还是主动出击打破包围圈？在经过反复权衡和外交努力（试图寻求美国等大国解除封锁未果）后，以色列内阁最终做出了艰难决定。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空军倾巢而出，发动先发制人的空袭，几乎全歼埃及空军于地面。随后以装甲部队迅速击败西奈的埃及军队，并顺势夺取了东耶路撒冷（原由约旦控制）、约旦河西岸、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这场战争的核心动机是打破战略包围，消除迫在眉睫的生存威胁。其结果是戏剧性地改变了中东地图，以色列获得了战略纵深，但也开始了对大量巴勒斯坦人口的长期占领。 三、1973年：赎罪日战争——遭遇突袭后的反击 这场战争是埃及和叙利亚主动发动，旨在收复失地。以色列是遭受袭击的一方。 1. 阿拉伯国家的战略目标：埃及总统萨达特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决心洗刷1967年的耻辱，收复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他们选择了犹太教最神圣的节日“赎罪日”（Yom Kippur）发动突袭，当天以色列全国停工、放假，军队戒备降至最低。 2. 以色列的情报失误与初期溃败：1973年10月6日，埃、叙两国军队同时从南、北两线发动大规模进攻。以色列情报部门（如“摩萨德”）虽然收到了一些警告，但高层做出了严重误判，认为阿拉伯国家不敢发动全面战争。导致战争初期，以色列措手不及，损失惨重，防线几乎崩溃。 3. 从防御到反攻：在顶住最初的猛烈攻势后，以色列进行了全国总动员，凭借其军队的韧性和战斗力，逐渐稳住阵脚，并最终扭转战局：反攻渡过苏伊士运河，包围了埃及第三军团；并推进至距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仅40公里处。 因此，在1973年战争中，以色列并非“发动者”，而是遭受突袭后，为挽救国家于危亡而进行的绝地大反攻。其战争行为的目标从最初的“生存”转变为“赢得决定性军事胜利以迫使对方谈判”。 总结 纵观三次战争，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背后有一条清晰的主线：对生存安全的极致追求。 · 1948年是为夺取生存权而战。 · 1967年是为避免即将到来的毁灭而先发制人。 · 1973年是为回应突袭、避免战败而全力反击。 每一次战争都深刻地塑造了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观念：必须依靠自身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主动的战略决策，才能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这种“安全第一”的思维模式，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以色列的内外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