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一士兵打仗扛个大箱子，一路上不撒手，张自忠好奇问到：“你扛得什么？”士兵说：“不知道，我见鬼子宁死不放手，就扛了回来。”张自忠打开后说：“这回你可立了大功，赏你8000大洋！” 里面不是金银财宝，也不是啥稀罕古董，而是一台精密的机器。张自忠见多识广，认出这是个炮兵用的观测仪器，但不知道还能不能用。他赶紧把炮兵参谋叫来。 那参谋一看，眼睛都亮了，激动得直搓手：“总指挥！这是德国造的高倍炮测仪啊！宝贝！咱们师正缺这个呢！” 在那个年代，这样一台精密的仪器，对炮兵来说，就跟开了“鹰眼”一样，能极大提高炮击的精准度。这玩意儿，有时候比多几门大炮还管用。 张自忠高兴坏了，立马把李大兴找来。李大兴还有点不好意思，挠着头说：“俺还以为是金条大洋呢！” 张自忠拍着他的肩膀，大声说：“这可比金银财宝金贵多了！李大兴，你立了大功，赏你8000块大洋！” 8000大洋！在当时，那可是一笔巨款，够在北京买个不错的四合院了。李大兴当场就懵了。可他缓过神来，却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将军，杀鬼子是俺该干的。只要这玩意儿有用，俺就没白扛。这钱，俺不能要。” 张自忠劝他：“拿着吧，寄回家给爹娘，修修房子，置几亩地，也让你家里人过上好日子。” 谁知道，这话一出口，李大兴这个七尺高的汉子，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哽咽着说：“报告将军……俺没有家了，爹娘都没了。” 指挥部里瞬间安静了下来。张自忠点上一支烟，沉默了很久，然后转身对李大兴说：“往后，你就留在我身边吧。” 正是因为装备落后，29军才把大刀片用到了极致。喜峰口夜袭之后，大刀队威震华北。据说，对面的日军晚上睡觉，都得在脖子上垫块铁片，生怕被“摸了西瓜”，做梦都能被吓醒。日本报纸也哀嚎：“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 这，就是张自忠和他带出来的兵。 可就是这么一位在长城脚下打出民族威风的猛将，后来却一度被自己人骂作“汉奸”，差点被口水淹死。这事儿，说起来就更让人唏셔了。 卢沟桥事变前后，时局复杂。为了应付日本人，也为了给国家争取备战时间，张自忠奉命和日本人周旋。结果，日方利用这事儿大做文章，又是宣传“只打冯治安，不打张自忠”，又是制造他“亲日”的假象。一时间，不明真相的群众群情激愤，“张自忠是华北头号汉奸”的骂名铺天盖地。 大家可以想想，一边是虎视眈眈的侵略者，一边是同胞的误解和唾骂，那滋味该有多难受？张自忠将军一度痛苦到想自杀以明志。但他最终没有倒下，他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路——用行动和鲜血，在战场上洗刷自己的冤屈。 后来临沂保卫战，他冰释前嫌，与老对手庞炳勋并肩作战，以伤亡6000余人的代价，硬是把日军的“铁军”板垣师团击溃，保证了台儿庄大捷的侧翼安全。战后，他和庞炳勋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才是真正的国之大将。 徐州会战，他率部殿后，掩护几十万大军撤退，“予人以安，自己处其危境”，被赞为“名将典型”。 武汉会战，他死守潢川，打得日军承认“蒙受巨大之损失”。 一场场硬仗打下来，张自忠用日军的尸骨，为自己重新铸就了名誉。那些曾经的误解，烟消云散。 张将军这人，不光打仗猛，思想也特别“拎得清”。他看不惯国民党内部“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腐败风气，也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一次，重庆来的官员指责新四军某部是“非法”的，张自忠当场就发飙了：“什么叫非法的？他们在敌人后方打伪军，组织老百姓抗日，那是非法的吗？”他扭头就给想去采访新四军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批了条子，嘴里还念叨：“只要打鬼子，我才不管他是什么观点！”这就是张自忠的格局。在他心里，最大的“法”，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940年5月，枣宜会战爆发。作为集团军总司令，他本可稳坐后方指挥。但他却选择亲率两个团渡河作战，冲在最前线。当时战局极其危险，友军一退再退，他的部队很快就陷入日军重围。 部下劝他撤退，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当兵的临阵退缩要杀头，我这个总司令遇到危险就可以逃跑吗？难道我们的命是命，前方战士的命都是土坷垃？今天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一定要血战到底！” 5月16日下午，在宜城南瓜店，他身边最后的警卫部队也派去增援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身中数弹，仍大呼“杀敌报国”，最后在与日军的白刃战中，壮烈殉国。 将军的 شهادت 震撼了整个中国。他的灵柩运往重庆时，日军飞机在上空盘旋，但宜昌十万百姓不顾危险，自发上街，护送英雄最后一程。 周恩来由衷地赞誉他：“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