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林伯渠同志逝世，享年74岁。林老的灵堂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缓步前往林老灵堂时留下的照片。 林伯渠这个名字，现在讲起来不算热闹，但在很多老干部嘴里，提起来是要点根烟，沉默几秒的。他不是那种站在风口浪尖的人物，但大事里总有他。 默默地，穿着中山装，戴副眼镜，一坐能坐一整天，开会不说话，说了就没人反驳。 出身湖南常德，乡下人家，小时候吃糠咽菜。他早早进学堂，读书算快，1904年就去了日本，读书，结交人，加入了同盟会。 那会儿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多，搞革命的也多。 林伯渠话不多，主意正。1905年，日本对留学生下手，他没犹豫，收拾铺盖就回国了。 回国没几年，政局一变再变。 他在湖南教书，教着教着就卷进革命，组织农民、写文章、跑东三省、联络绿林。1913年被通缉，逃到日本，再回国后进了政坛，也在孙中山身边干过。 干得怎么样？没人说他有多出风头，但位置稳，说话有人听。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事儿是李大钊、陈独秀介绍的。 他也没大张旗鼓，就跟以前一样，干实事。共产党刚起步，人少，地盘小，林伯渠这种人最缺。 他跟农民打交道，搞农协，组织罢工，讲政策、讲道理，一点点把基层摸熟。 国共合作破裂以后，他去参加了南昌起义。 起义失败，他被派去莫斯科。 在那边几年，也没见他出什么风头，但学了不少东西。回来后，进了江西苏区，做财政部长。那时候财政紧，物资紧，他一边筹款，一边印钞，还得给红军供给。活不轻松，他能撑住。 长征结束，他到了陕北，做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这不是虚职，得动真格的。那地方穷，天干地裂，他带头推“三三制”，搞精兵简政，组织大家种地纺线，过日子。 他不靠喊口号，靠一个个政策、一条条路子，一步步把边区稳住了。 1937年，抗战爆发。 他被派到西安，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他熟人多，说话中听，能和各路人打交道。他在那边干了好几年，既帮忙协调国共关系，也安顿了不少老同志。 有些事不是写进史书的，但要没有他，局面立不住。 1944年，他在参政会上讲了一段话，说国民党不能一党专政，要搞联合政府。这话一出，会场里掌声不少。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也参与了政协筹备，写报告、开会、敲章，全是他一笔一笔跑下来的。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林伯渠就在他身边，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主持大会。 他不是主角，但环节全靠他撑。他干这种事有一套，从不抢镜，也不出错。 建国后，他当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个职务对别人可能是荣誉，对他是工作。他老了还跑地方，去湖南、去广东、去宁夏，到基层看情况，和干部谈，和群众聊。 他不讲套话，提的意见都在点子上。 1960年5月，他病重住院。 29日去世，74岁。灵堂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场子不大，气氛很沉。中央领导来了不少。骨灰安放在八宝山，后来又迁回家乡湖南临澧。 他和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并称“延安五老”。他们五个风格不一样，但都扛得住事。林伯渠这个人，办事稳，说话中，能做关键决策，也能跑琐碎事务。他不是那种聚光灯下的人，但离开了他，很多事推不动。 美国人当年给他贴个标签，“Red Finance Commissar”，就这么个称呼，既肯定他的位置，也带点冷眼看人。他没回应过。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一直干到最后。 他的一生，就像一部薄纸账本，内容密，水渍重。字不多，事不少。 他的骨灰从北京回到临澧那天，村口风不大，老屋门前摆着白花，田野静得很。几个老人站在那儿，小声说着：林伯渠，是个干实事的人。没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