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晚年直言：新加坡虽是华人国家，但不会“回归祖国”。七成的人口是华人，但那是新加坡的华人，不是附属于中国的群体。这样的说法，让不少人一头雾水，按理说华人这么多，和中国亲近不是很正常吗？ 19世纪中期，英国人看中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将其打造成东南亚的海上中转站，低关税政策吸引了大批中国沿海的华人前来谋生。这些华人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两省，他们带着各自的方言和宗族文化来到这里，形成了以方言划分的社群，也就是所谓的“帮权时期”。那时的新加坡华人心里想的更多是如何在异乡站稳脚跟，把家乡的亲人接来过上好日子，而不是惦记着千里之外的“祖国”。英国人乐得看到这种局面，他们通过分而治之的策略管理不同族群，华人社群就这样在殖民体系下慢慢发展起来，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族群，但也只是殖民经济中的一颗棋子。 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一场针对华人的“肃清”行动改变了很多事情。日军拿着名单到处抓人，戴眼镜的、文身的、甚至仅仅因为是海南人，都可能被当成“反日分子”抓走。到底有多少华人在这场浩劫中遇难，至今没有确切数字，日军说只有5000人，而新加坡华人认为这个数字至少有5万。那些幸免于难的华人，不管来自哪个方言社群，都在日军的屠刀下感受到了同样的恐惧。有个华人女孩因为父母被杀害，被马来邻居收养，后来成了穆斯林，只会说马来语，这样的例子在当时并不少见。这段历史让新加坡的华人明白，光靠族群身份无法带来安全，共同的命运才更重要。 二战结束后，新加坡想通过加入马来西亚获得生存空间，1963年如愿以偿。但好景不长，马来西亚推行“马来人的马来西亚”政策，新加坡的华人觉得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深，甚至爆发了种族骚乱。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被迫独立。李光耀在广播里宣布独立时，声音都带着哽咽，他说新加坡是“马来海洋中的一个华人岛屿”，在1亿多马来穆斯林环绕的群岛里，华人人口简直微不足道。这个刚独立的国家面积只有214平方英里，连淡水都要靠马来西亚供应，生存成了最大的问题。李光耀很清楚，要是把国家命运绑在中国身上，不仅会得罪周边的穆斯林国家，还可能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一个小国根本经不起这样的风险。 独立后的新加坡开始打造“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不管是华人、马来人还是印度人，首先得是新加坡公民。政府建组屋时特意规定不同种族的居住比例，避免出现单一族群的聚居区。在学校里，英语成了主要教学语言，华人孩子要学英语，也要学母语，但英语才是找工作、搞科研的硬通货。这种政策效果很明显，到了上世纪80年代，年轻一代新加坡华人虽然长着华人的面孔，但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已经和中国的华人有了很大不同。他们会说华语，但更习惯用英语交流；知道春节要吃年夜饭，但更在意新加坡的国庆日。 经济上，新加坡继续走自由贸易的老路，谁能带来投资就和谁合作，从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2024年新加坡和越南的双边贸易额达到316.7亿新元，越南还是新加坡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国，累计投资136亿新元。新加坡企业在越南建了20个工业园区，创造了30万个就业岗位，用“新加坡管理+越南成本”的模式赚得盆满钵满。 安全方面，新加坡更是精于算计。它加入了由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自己组成的五国联防机制，允许美军舰艇停靠新加坡港口，同时又和中国保持军事交流。这种平衡术让新加坡在冷战时期没被卷进大国冲突，在南海问题上也能以“东盟协调国”的身份说话，既不得罪中国，也不得罪美国。李光耀早就看透了小国的生存之道，他知道新加坡要是敢公开倒向中国，周围的马来国家第一个不答应，美国也会把它当成眼中钉。 至于历史上的排华风波，其实和新加坡本身关系不大，主要是周边国家的华人被当成“中国代理人”受到迫害，新加坡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它知道一旦和中国走得太近，自己国内的马来族、印度族会不安，周边国家会警惕，英国、美国这些传统盟友也会疏远。所以新加坡政府一直强调“新加坡的华人不是附属于中国的群体”，甚至在某些国际场合故意和中国保持距离，比如在南海仲裁案中支持仲裁结果，在贸易问题上站在美国主导的一边。 李光耀晚年的表态其实是给新加坡定了调，这个国家的命运只能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能依附任何大国，哪怕这个大国和自己的族群同根同源。从19世纪中期的殖民港口，到1965年被迫独立的小国，再到如今的国际金融中心，新加坡的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七成的华人人口是历史形成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加坡要和中国亲近，就像新加坡的马来人不会要求并入马来西亚，印度人不会效忠印度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