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给了他1000美元，让他去做生意，做什么不管，但是，组织什么时候要钱都得给，要多少就得给多少，他用这1000美元，不仅完成了任务，解放后还上交了1000万美金和12万两黄金，他是怎么做到的？ 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一份标注“绝密”的资产清单摆在新中国经济部门负责人面前：1000万美元、12万两黄金，还有遍布上海、香港、台湾的商业机构股权——清单落款处，“卢绪章”三个字力透纸背。 没人能想到，这些足以支撑新生政权初期经济运转的财富，源头竟是1937年党组织交给26岁卢绪章的1000美元汇票。 时间倒回1937年7月，上海法租界的小茶馆里，卢沟桥事变的新闻从收音机里传出时，卢绪章指尖的1000美元汇票还带着油墨的温度。 彼时的他，早已不是初出茅庐的宁波青年——1933年，他和四位朋友凑钱创办的广大华行，靠邮购西药勉强维持，却因资金短缺屡屡碰壁。 党组织的这笔钱，对他而言不是“启动资金”，更像是“使命接力棒”。 他当场没问“要赚多少”，只问了一句“组织需要钱时，多久能到账”，得到“随时”的答复后，他把汇票贴身收好，转身就扎进了上海的西药市场。 卢绪章的第一步棋，就踩准了乱世的“刚需”。 抗战爆发后，盘尼西林、奎宁等西药成了“救命硬通货”，外国洋行趁机抬价，不少抗日根据地因缺药眼睁睁看着伤员牺牲。 卢绪章白天西装革履穿梭于洋行之间，用流利的英语与大班讨价还价，甚至故意“暴露”自己“唯利是图”的商人面目——他把进口西药以高价卖给上海富商，转头就将同等数量的药品按成本价交给地下交通员，通过秘密渠道送往前线。 这种“一货两卖”的差价模式，让广大华行在半年内就积累了第一笔可观利润，而他自己，依旧穿着打补丁的衬衣，连家里的菜钱都要妻子精打细算。 1940年重庆红岩村的那次会面，成了卢绪章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你要像八月风荷，出淤泥而不染”时，他瞬间读懂了这句话的重量。 当时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党组织需要更隐蔽的经费渠道，广大华行被定为“绝密第三线机构”，他的“资本家”身份，从此成了保护革命经费的“铠甲”。 为了让身份更逼真，他开始主动结交国民党上层：甚至在宴会上故意与军政要员“称兄道弟”，背后却悄悄将经费塞进咸菜坛子、药品包装盒，送往延安。 最危险的一次，是1942年春天的韶关送钱任务。 党组织急电需要8.5万元法币，卢绪章化名“重庆老孟”亲自护送，可返回重庆后才得知，接头的联络员已经叛变。 特务带着叛徒在全城搜捕“重庆老孟”时，他正是凭着那本少将参议身份证明，在机场关卡从容应对，顺利买到去昆明的机票。 飞机起飞时，他摸着口袋里还没来得及上交的经费，手心全是汗——不是怕自己出事，而是怕这笔钱断了根据地的急需。后来他在日记里写：“这身‘资本家’的行头，脏的是名声，护的是党的命。” 抗战胜利后，卢绪章的商业版图越扩越大，却始终没忘“钱要用到刀刃上”。 他把广大华行迁回上海，请来陈果夫担任中心制药厂董事长，开工当天连上海市长都来剪彩，没人怀疑这个“背靠国民党”的企业，会是输送革命经费的重要渠道； 他在台湾开办纱管厂，在香港设立分行，把商业网络延伸到海外，实则是为党组织搭建跨境资金通道； 1948年美国实施对华禁运时，他顶着风险，通过香港洋行将存在国外的资产换成黄金，辗转运回国内。 那时的他，已经是外人眼中“资产过亿”的大老板，家里却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儿子想要个新书包，他都要等打折时才买。 1949年上海解放那天，卢绪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广大华行的全部账本、资产清单整理好，亲自送到军管会。 当工作人员清点出1000万美元和12万两黄金时，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不留一点给自己”，他笑着说：“这些钱本来就不是我的，是党组织交给我保管的，现在该物归原主了。” 后来有人提起他当年的“委屈”——老朋友骂他“堕落成资本家”，妻子一度不理解他为什么总和“坏人”打交道，他只是拿出周恩来当年的嘱托，轻声说：“比起前线牺牲的战士，我这点委屈算什么？能为新中国攒下这点家底，值了。” 如今，在宁波卢绪章故居的展柜里，还陈列着他当年用过的账本、商洽函，以及那件打满补丁的衬衣。 墙上的照片里，他穿着西装、戴着金表，笑容却透着革命者的坚定。 从1937年的1000美元，到1949年的巨额资产，卢绪章用一生证明：真正的信仰，既能在商场上抵御诱惑，也能在财富面前坚守初心。 他的故事，早已不是简单的“经商传奇”，而是一位共产党人用行动书写的“忠诚答卷”——钱可以是工具，但信仰永远是方向；身份可以是伪装，但初心永远不能变。 这，就是卢绪章留给后人最珍贵的财富。 参考资料：“是富商巨贾，是共产党员，带你走进卢绪章的传奇故事：中化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