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8月19日晚写道：“特朗普为何对中国网开一面？特朗普大幅削减对华关税，软化了对中国的立场，同时却对印度和巴西征收高额关税。在对美博弈中，北京掌握着哪些其他国家没有的筹码？” 特朗普对中国关税政策的调整，本质上是中美双方在经济博弈中力量对比的结果。从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起对华贸易战，到2025年多次削减关税，这一过程折射出美国试图通过单边施压重塑贸易格局的策略遭遇重大挫折。中国在这场博弈中展现出的多重优势，是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 首先，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其规模效应构成了天然的谈判筹码。根据2025年数据，中国对美净出口虽仅占GDP的2.3%，但产业链全球化视角下的贸易敞口规模达5800亿美元，最终消费者效应更使这一数字突破万亿美元。 这种深度嵌入的经济联系意味着，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远超表面数据。例如，美国农业州的大豆出口曾因中国反制措施遭受重创，而波音公司在华订单的波动直接影响其全球产能布局。 当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加征关税迫使中国让步时，美国企业界的强烈反弹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2025年4月，白宫幕僚长苏西・威尔斯等高层向特朗普指出，关税政策正在伤害蓝领劳动者群体，这部分选民是特朗普2024年胜选的关键支持力量。这种结构性矛盾迫使美国不得不调整策略，以避免政治根基受损。 其次，中国在关键战略资源领域的控制力构成了不可替代的反制手段。以稀土为例，中国虽在2025年恢复对美出口，但出口量仅能满足美国需求的一小部分。 美国国防部投资的MP材料公司计划初期生产1000吨商业磁铁，而中国单月出口量就达353吨，且技术加工能力占据全球主导地位。这种不对称依赖在半导体、新能源等领域尤为显著。 当特朗普政府威胁对中国购买俄罗斯原油加征100%关税时，欧洲国家的强烈反对成为关键变量——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原油加工国，其成品油出口直接影响国际能源价格稳定。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供应链地位，使得美国在实施制裁时不得不考虑连锁反应。 再者，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多元化发展削弱了关税武器的效力。中美贸易战六年来，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从2017年的7.37万亿元增至2023年的19.47万亿元，占外贸总值比重超过30%。 与此同时，中国“新三样”产品（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出口在2023年突破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9.9%，形成了新的增长极。 这种结构性调整使得中国对美出口依存度持续下降，而美国企业却因关税壁垒面临成本上升和市场份额流失的双重压力。2025年数据显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较贸易战前扩大近17%，而墨西哥等替代市场的崛起并未填补这一缺口。 在国际层面，中国通过多边合作机制构建的战略纵深，进一步压缩了美国的政策空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2025年8月明确表示，加入金砖国家是维护主权的战略选择，这一表态被视为对美国“印太战略”的直接回应。 类似地，欧盟在2025年7月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中，坚持将关税税率锁定在15%，并保留对波音等产品的反制措施。这种全球范围内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抵制，使得中国在谈判中获得了更多战略回旋余地。当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对等关税”分化国际社会时，中国与东盟、金砖国家等的紧密合作，形成了抵御外部冲击的缓冲带。 此外，中国在制度层面的应对策略展现出系统性优势。针对美国的关税壁垒，中国迅速建立起包括关税反制、法律诉讼、市场多元化在内的立体化防御体系。 例如，中国在2025年4月将对美关税从34%提高至84%，并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挑战美国的单边措施。这种有理有据的反制措施，既维护了自身利益，又在国际舆论场中占据道义制高点。 相比之下，印度、巴西等国虽也采取反制措施，但因其市场规模较小、产业链完整性不足，难以形成对等威慑。特朗普政府正是基于这种实力对比，对印度加征25%关税，对巴西维持10%税率，而对华关税则从145%降至30%。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博弈过程中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从2020年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到2025年日内瓦会谈达成的关税互降，中国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的谈判原则，既避免陷入全面对抗，又坚决捍卫核心利益。 这种理性克制的态度，与美国政策的反复无常形成鲜明对比。2025年4月，特朗普在宣称对华关税“将大幅下降”的同时，又强调“不会为零”，这种矛盾表述折射出美国战略困境——既想通过关税施压获取利益，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中的经济政治约束。 综合来看，中国在对美博弈中的优势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市场规模、资源控制、经济韧性、国际合作等多重力量的叠加效应。这种系统性优势使得美国在关税战中陷入“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