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俞飞鸿问金星：“做变性手术之前，碰过女人没？”金星回答：“没有，但娶过老婆。”接着她问俞飞鸿：“为啥都50多了还不结婚？” 1990年的纽约。那时金星刚拿到全额奖学金，在布鲁克林的阁楼里对着镜子发呆。镜子里的人肌肉线条分明，喉结随着呼吸轻轻滚动，可她总觉得那是副借来的躯壳。 为了留在美国搞现代舞，她和一个美国男孩领了证，结婚证上的“新郎”二字刺得她眼睛疼。没到半年，两人就和平解约，男孩临走前说：“你该找个能懂你裙子里藏着多少委屈的人。” 委屈这东西，她打小就攒着。九岁考军艺，老师摸着她的脚背直夸“天生的舞者”，可她盯着报名表上的“男学员”，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那时她已经会偷偷把姐姐的花裙子套在军装里，夜里对着镜子转圈，觉得那才是真正的自己。 十二岁进沈阳军区歌舞团，凌晨四点的练功房，别人都在练劈叉，她却对着镜子捏自己的喉结，希望它能像冰块一样化掉。 有次排《红色娘子军》，她非要跳吴琼花，教官把乐谱摔在地上：“你见过带喉结的娘子军？”那天夜里，她把军被蒙过头，哭到枕头能拧出水。 可舞蹈终究是她的救命稻草。1988年在纽约，她跳《半梦》，台下的白人观众站起来鼓掌，有人喊“beautiful lady”，她鞠躬时，裙摆在舞台上扫出个漂亮的弧度——那是她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穿裙子，手抖得差点抓不住裙摆。 也是在那年，她在街头被个流浪汉嘲笑“人妖”，她没躲，反而挺直脊背：“我是女人，比你活得干净。” 1993年的北京友谊医院，母亲攥着她的手术同意书，手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儿啊，这手术要锯盆骨、摘肋骨，疼啊。” 金星把母亲的手按在自己手背上，掌心的温度烫得惊人：“妈，不疼这遭，我这辈子都像穿着湿棉袄，捂得慌。” 第一次手术是隆胸，全麻醒来，她摸了摸胸口的柔软，笑着笑着就哭了，刀口裂开的疼都成了甜。 最疼的是除毛囊，医生用通电镊子一根根拔胡须根，电流烧得皮肉滋滋响，她咬着牙数到三百多，嘴里的纱布都被血浸透了。 最险的是生殖器重建手术。十六小时的手术后，护士发现她的左腿肿得像根紫萝卜，神经损伤严重。医生叹着气说：“能保住命就不错，别想跳舞了。” 可她偏不。复健室里，她拄着拐把腿往把杆上抬，汗珠子砸在地板上，溅起小小的水花。九个月后，她穿着舞鞋站在排练厅，旋转时，裙摆扫过地面，像只重生的蝶。 汉斯就是在这时闯进她生命的。1995年巴黎演出谢幕，这个德国男人捧着鸢尾花冲进后台，正好撞见她因为排异反应掉眼泪。她红着眼圈说：“我是变性人，你不怕？” 汉斯把花塞进她手里，用蹩脚的中文说：“你的舞蹈告诉我，你比谁都真。”后来领结婚证，民政局的人对着她的身份证犯难，汉斯拍着胸脯：“她是我妻子，法律不认，我认。” 《舞林大会》的评委席上，她的嘴比手术刀还利。有个小明星穿着镶钻裙跳芭蕾，足尖连站都站不稳，被她怼得满脸通红：“别用金箔纸裹着烂木头充艺术品。”转头却自掏腰包请北舞教授给对方补课。 工作人员都知道，她的休息室永远备着红糖姜茶，哪个舞者崴了脚，她比谁都急，骂归骂，疼是真疼。 就像此刻，她看着俞飞鸿，忽然笑了：“我挨那十六小时的刀，是为了活得像自己。你不结婚，不也是不想将就吗？” 俞飞鸿碰了碰她的杯子，茶水晃出细碎的涟漪：“还是你活得明白。”窗外的月光漫进来，照在两人脸上，一个带着婚戒，一个没有，却都透着股谁也别想管的笃定。 上海的家里，三个收养的孩子正围着汉斯闹。金星推门进来，小女儿举着画跑过来：“妈妈，给你画的奖杯！” 客厅的陈列柜里，文化部“突出贡献艺术家”的证书旁，摆着张老照片——穿军装的少年在练功房压腿，眼神里已有了如今的倔强。 她亲了亲女儿的额头，心里清楚，当年那个对着镜子穿裙子的小孩，终究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 《金星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