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南京解放后，一位贵妇走到南京总统府前，对哨兵说道：“我是陈修良，我想见解放军第37军政委何克希同志，”哨兵传达消息后，没想到何政委立即快步跑出来迎接她。 1949年4月23日，震耳欲聋的炮火声终于在南京平息，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的战旗已然高高飘扬在总统府上方，南京宣告解放。 就在胜利的喜悦弥漫南京城的第二天清晨，一位身穿精致旗袍、气质优雅的女士，乘坐吉普车缓缓驶入戒备森严的解放军三十五军军部。她径直走向哨兵，平静而坚定地报上一个名字：“我是陈修良，跟你们何政委是老相识。” 1946年，那个时候的南京。就好像蒋介石的老巢，原有的地下党组织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几乎被连根拔起，党内同志所剩无几，南京的革命力量濒临崩溃，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极度危险却又至关重要的任务落到了陈修良的肩上，秘密潜入南京，重建地下党网络。 陈修良的革命人生，早在青少年时期便已埋下伏笔。她于1907年8月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幼年生活优渥。三岁时父亲意外离世，家中经济陷入困境，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母亲陈馥身上。 陈馥知道乱世之中读书才是女儿唯一的出路，为此倾尽所有供她求学。十五岁那年，她凭借过人天资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她积极投身学生运动，不仅当上学生会主席，更撰写了一篇名为《救世刍议》的文章，呼喊出自己的救国心声。 这篇文章让她声名鹊起，可也引来了麻烦，学校因害怕事态扩大而将她开除。但陈修良并未被打倒，她毅然离开宁波，转往杭州女子中学继续学业。 1925年，“五卅惨案”在上海爆发，外国人残暴的行径深深刺痛了她的心。为了探求救国之路，她毅然南下广东，投身革命洪流。 1927年，她来到长沙，与革命家向警予相遇，陈修良也成为向警予的秘书。就在这一年，经过组织的严格考察，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工作转入地下。 陈修良在上海活动了一段时间，因表现出色被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正是在异国他乡的苏联，她再次遇见了沙文汉，这位与她早在国内就因书法结缘的故人。 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让两人的感情在异乡生根发芽，但国难当头，他们更关心的还是如何学到救国本领，儿女情长暂时被搁置一旁。 上世纪三十年代蒋介石推行“白色恐怖”，疯狂镇压革命者，她一度与党组织失联。也是在那段动荡的日子里，她与沙文汉重逢并结为夫妻，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才终于回到上海，重新接上党组织的线。 抵达南京后，陈修良随即展开行动。她将自己伪装成一位名叫“张太太”的富太太，对外声称是来南京投奔亲戚的。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她暂时借住在可靠的地下党员柏焱、柯秀珍夫妇家中。 白天，她是那个出入商场、穿着时髦的“阔太太”，晚上，她在简陋的小阁楼里，借着昏暗的灯光，亲手刻制钢板、印刷传单。 每一次行动都如履薄冰。她随身携带氰化钾，以防万一。她提前嘱咐同志们：“要是我被捕，就说我们是单线联系。”这是为了保全整个刚刚艰难建立起来的地下情报网络。 有一次，她前往地下党员方休家中开会，不巧方休那位身居国民党高官的大舅子来南京小住，正住在家中。方休担心出事，建议陈修良暂时不要往来。 陈修良胆大心细，反而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她让方休设法从亲戚那里搞情报。她不仅没有避嫌，反而更勤快地往方休家跑。那位高官大舅子有次出门会友，竟然粗心大意地忘了带公文包。 陈修良从包里翻出一份极其重要的秘密文件，并火速送了出去。这份情报后来被证明价值连城，国民党的江防部署图更是“一天三变”，但陈修良总能通过安插在国防部的机要员，在当天晚上就拿到最新图纸，火速送往解放军手中。 当国民党狗急跳墙，企图炸毁下关码头的重要设施时，又是陈修良提前得到消息，连夜组织工人护厂队，抢在敌人动手前，将能抢救的设备全部藏匿起来。 渡江战役即将打响前，能否拿到南京城的布防图，是战役成败的关键。陈修良和她的战友们成功搞到了这张至关重要的地图，并冒着生命危险，将其火速送交给了我军。 1949年4月一个漆黑的夜晚，长江北岸火把通明。江面上，几十艘看似不起眼的渔船在夜幕掩护下穿梭不息。它们运载的，是肩负解放南京重任的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将士。 正是靠着这些渔船，解放军才能一举直捣总统府。当总统府那面青天白日旗被扯下时，陈修良混迹在庆祝的人群中，看着眼前的一切，内心激动不已，南京解放后，她很快便接到了新的任务，悄然离开了这座城市，奔赴新的战场，继续为党和人民奉献。 多年以后，有人问她是否后悔过那些隐姓埋名、出生入死的岁月，她只是淡淡地摆摆手，说：“这些都不重要。”留在南京的，是她亲手建立起来的坚固地下网络，是她在黑暗中点燃的无数希望之火，还有一个永远刻在南京解放史册上的名字陈修良。 信源：人民网——红色特工陈修良的传奇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