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0年，鄂邑长公主意图谋反，汉昭帝刘弗陵下令诛杀。鄂邑长公主骂道：“刘弗陵，你忘恩负义，要不是我你能平安长大吗？” 公元前87年，汉武帝刘彻在五柞宫病逝，年仅八岁的刘弗陵被推上了帝位，是为汉昭帝。 这位少年天子的登基之路充满波折，他是汉武帝晚年秘密立储的皇子，母亲钩弋夫人早已被汉武帝以 “子少母壮” 为由赐死。 失去双亲庇护的刘弗陵，在空旷的皇宫中如同风中残烛。 按照汉朝制度，皇帝年幼时可由宗室女性长辈入宫照料生活起居。在众多宗室成员中，汉武帝临终前指定了鄂邑长公主承担这一重任。 鄂邑长公主是汉武帝的长女，此时已年过四十，历经宫廷风雨，既有皇室血脉的尊贵身份，又具备处理宫廷事务的成熟经验。 入宫后的鄂邑长公主，对刘弗陵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关爱，小到衣食住行，大到礼仪规范，都亲自过问。 当时的刘弗陵体弱多病，鄂邑长公主特意从民间寻访名医，为他调理身体；在他学习经文感到枯燥时，又会讲些宫廷趣闻缓解压力。 宫廷侍卫们常看到这样一幅画面：黄昏时分，长公主牵着小皇帝的手在御花园散步，耐心解答他提出的各种问题。 这种养育之恩在刘弗陵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记。在他初登帝位的几年里，对这位长公主极为依赖和信任。每当朝堂议事遇到难题，他都会私下征询鄂邑长公主的意见；宫廷宴会上，也总是将长公主的座位安排在最尊贵的位置。 当时的大臣们都认为，有鄂邑长公主在宫中辅佐，年少的皇帝定能安稳度过执政初期的危机。 然而，权力的旋涡从不因亲情而停歇。随着汉昭帝逐渐长大，宫廷中的势力格局开始发生微妙变化，而鄂邑长公主也在不知不觉中，从皇帝的守护者变成了权力的追逐者。 汉武帝临终前为汉昭帝安排了四位辅政大臣：大司马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 这种多臣辅政的格局本是为了相互制衡，却没想到为日后的宫廷斗争埋下了隐患。 鄂邑长公主作为皇帝最亲近的人，自然成为各方势力拉拢的对象。尤其是在金日磾去世后，辅政格局变成霍光独大的局面，上官桀和桑弘羊为了对抗霍光，开始积极结交鄂邑长公主。他们频繁出入长公主府第，送上奇珍异宝，不断渲染霍光专权的危害，试图借助长公主的影响力动摇皇帝对霍光的信任。 此时的鄂邑长公主也有自己的诉求。她的私生活在当时备受争议，原本嫁给盖侯王信的儿子王受，却与门客丁外人私通。 鄂邑长公主希望能让丁外人获得合法身份，她向霍光提出请求，希望封丁外人为侯，这样他就能名正言顺地陪伴自己。 霍光以 “无功不得封侯” 为由拒绝了这一请求。这一拒绝不仅让鄂邑长公主颜面尽失，更让她感受到了霍光的权力威胁。在她看来，自己对皇帝有养育之恩，提出这点要求合情合理，霍光的拒绝分明是不给自己面子。 上官桀等人趁机煽风点火，称霍光这是故意打压长公主势力，让她对霍光的不满日益加深。 宫廷斗争往往围绕着 “废立” 二字展开。上官桀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想让年幼的孙女成为皇后。鄂邑长公主原本已经选定周阳氏的女儿作为皇后人选，在上官桀的再三请求和丁外人的劝说下，最终同意改立上官氏为皇后。 当上官氏成为皇后后，上官桀父子权势大增，与霍光的矛盾也愈发尖锐。 一次，霍光因病休假，上官桀等人趁机伪造燕王刘旦的书信，控告霍光谋反。 汉昭帝看后却勃然大怒：“霍将军是先帝指定的辅政大臣，他忠心耿耿辅佐朕，你们为何要诬陷他？” 这番话让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败露，也让他们意识到，通过正常途径已经无法扳倒霍光，必须铤而走险。 公元前80年，几人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谋反计划：由鄂邑长公主设宴邀请霍光，在宴会上埋伏刀斧手将其诛杀；随后废除汉昭帝，迎立燕王刘旦为新皇帝。 计划的关键人物是鄂邑长公主，她负责以皇帝名义发出宴请霍光的诏书。然而在行动前夕，长公主府中的一个舍人因琐事被丁外人惩罚，心怀怨恨之下，将谋反计划密告给了霍光的亲信。 霍光得知消息后，立刻入宫向汉昭帝汇报。面对曾经养育自己的长公主参与谋反的事实，汉昭帝内心经历了剧烈的挣扎，他在宫殿中徘徊许久，最终下令霍光彻查此事。 禁军包围了鄂邑长公主的府邸。当士兵破门而入时，长公主正在与丁外人商议宴会的细节。看到全副武装的士兵，她明白了计划已经败露。 随后，圣旨下达：鄂邑长公主意图谋反，赐自尽；丁外人斩首示众；上官桀、桑弘羊等人满门抄斩；燕王刘旦赐死。 这场宫廷政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被平定，鄂邑长公主在收到赐死诏书后，忍不住大骂汉昭帝，但无济于事。 最后，鄂邑长公主在不甘之下饮毒酒自尽，她到死都想不明白，自己对皇帝有如此深厚的养育之恩，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