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许建业被捕，他被捕后，心急如焚，因为在他家床下的箱子里，还有一份重要名单没来得及转移。看守陈远德趁机接近他，他看出了许建业焦虑的心思，谎称自己出身贫苦之家，被拉来当壮丁，他很想为重庆地下党干事。 1948年的春天，中共地下组织在高压环境中坚持斗争，其中《挺进报》就是一根关键的脉络。 这份秘密机关报由重庆市委主办，起初只在核心党员和骨干间传阅，用以传达政策、鼓舞士气。 问题也就在这时候埋下了。 某日，一份《挺进报》被直接摆到了重庆卫戍区司令朱绍良的办公桌上。 他怒不可遏，直接砸了茶杯，质问情报头子：“你们不是说共产党在重庆活动全断了吗？” 接着一道命令下去：必须限期破案，立刻查清这报纸的来龙去脉。 这不是虚张声势。 军统特务系统很快进入全城布控状态，开始顺藤摸瓜。 不久，他们盯上了一位工人出身的中共党员任达哉。他原本是个工运积极分子，因一时疏忽在茶馆与人接头被盯上。 被捕之后，他在刑讯下很快招了，供出自己联络的上级许建业。 许建业身份敏感，是当时重庆市委的委员。与任达哉不同，他入党多年，革命意志一向坚定。 被捕那天，他面无惧色，但心里却像被揪住了一把。 不是怕死，而是他想起自己竟然还把十八份党员自传和一批组织文件藏在了单位宿舍的床下。 这些材料一旦落入敌手，不只是个体牺牲的问题，而是可能牵连整个组织网络。 焦急之下，他开始打量那个看守自己的年轻人——陈远德。 这个人衣着寒酸，口音像是农村出来的，跟他抱怨说自己是被抓壮丁当兵的，对共产党其实挺同情。 许建业信了，觉得这是个“可以争取的对象”。 他让陈远德帮忙送一封信，里面交代了销毁材料的事，还答应“事成之后给你四千万元，再给你立功”。 信写得很急，也很真，把他所有的担忧和安排都写得清清楚楚。 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陈远德转头就把信交给了军统。 这封信成了连环灾难的起点，特务按图索骥，很快摸到许建业的办公地点——志诚公司。 据点暴露，下一位落网的，就是当时在重庆地下党系统里位高权重的市委书记刘国定。 刘国定的问题，不完全出在敌人太厉害，而是在他自己。 早些年他确实在党内表现积极，也担过不少职务，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变得越来越看重“城市工作的安逸”，对组织要求他去乡村主持工作的指示一拖再拖，甚至阳奉阴违。 他平时在志诚公司以“黄先生”的身份出入，本该保守秘密，却长期不注意掩护，这就让他一落网，身份就很容易穿帮。 起初，他还想用公开身份“南岸牛奶场总务主任”糊弄过去，没想到特务手上早有资料。 他那点障眼法被揭穿后，开始支支吾吾。 嘴上说着自己只是新入党的候补党员，实际却主动交代了两个下级党员的住址，想借“出卖一点”来换取“少吃点苦”。 这两个下级党员一个叫邓新丰，一个叫李忠良。 更糟的是，他们压根没接到通知撤离，还以为一切如常，就这样被军统直接堵门抓走。 李忠良受不了刑讯，也跟着叛变了。 事态在不断发酵。 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原本在城外，本已有撤离打算。 可惜他还是犯了老毛病，太相信自己的“小聪明”。 他竟然主动打电话给一个刚被释放的外围关系人的妻子，问对方丈夫情况，结果暴露了自己的行踪。 北碚街头，他刚落脚就被逮了个正着。 冉益智的反应比谁都快，一看事情不对，马上“表忠心”，坦白自己是副书记，并指认刘国定是书记。 军统如获至宝，把这些线索一一捋顺，开始往外扩展。 短短几周时间，川东党组织多个核心成员被捕，联系网络被摧毁。 刘国定和冉益智“轮番立功”，把知晓的各级组织情况都抖了出来，还带着特务亲自去重庆、万县、成都“指路抓人”。 《挺进报》停刊，华蓥山起义因失去配合提前爆发，最终失败。 整个川东党组织遭到沉重打击，133名党员被捕，大多数英勇牺牲。 从一个看守的谎话，到两封信件的泄露，这场组织崩塌并非源于战斗失败，而是信任被轻易透支，纪律底线早已崩裂。 站在今天再回头看这段历史，会发现最致命的不是敌人强硬，而是组织内部太松。 许建业的焦虑，源自保密意识的迟滞。 文件藏在宿舍床下不处理，是他自己的大意；信件交给一个未经任何考察的看守，是他情急之下的孤注一掷。 这样的疏忽在特殊年代就是致命的。 刘国定的问题，更典型。 他不是没有经验，而是经验太多反而放松了警惕。冉益智同样如此，他所谓的“机警”，实际只是自作聪明。 他没有真正理解什么叫战斗状态下的组织纪律，他只是在用“见机行事”来掩盖责任的缺失。 除此之外，组织内部的问题也不小。 一些党员干部早有生活作风问题，比如涂孝文，在川东临委时就因为与邻居暧昧不清暴露过身份，却依旧照常升职。 这种“资格老、问题多”的干部，长期得不到纠正，早已成为隐患。川东临委曾多次反映这种情况，但未引起上级足够重视，直到组织全盘暴露才追悔莫及。 历史不是死记硬背，它提醒人的方式总是很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