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刚到湖北主政，便有人举报他请叛徒吃饭，李：请错了杀我头 “1949年7月5日傍晚，李先念把一封从北平飞来的电报重重摔在办公桌上：‘又说我请叛徒吃饭？谁爱编就让他编！’”他的秘书王从海愣在一旁，不知该接什么话。短暂沉默后，李先念冷静下来，吩咐：“把情况原原本本报上去，请中央核实。” 那时的湖北刚易帜不久，社会秩序谈不上消停：土匪、散兵、旧势力盘根错节，各地公路常被劫，汉江、长江沿岸暗流汹涌。中央挑李先念来收拾残局，图的就是他在新四军时期多次处理复杂局面的经验。可谁也没料到，他前脚到省政府大院安顿，后脚就被匿名信告上了天。 电报里指名道姓，说李先念在武昌一家小馆子宴请曾三次反水、号称“洪帮大头目”的郭仁泰。举报人还加了一句狠话：“如此包庇，何以服众？”措辞不算客气，甚至有点咬牙切齿的味道。若是换作初出茅庐的新人，恐怕得彻夜难眠。李先念却偏要反其道而行，回电只有一句硬邦邦的承诺：“若请错人，甘领军法。” 郭仁泰是谁？抗战期间新四军几上几下争取此人，可惜他反复横跳：今天给日军递情报，明天又给新四军送枪支；嘴上说抗日，心里惦记的是地盘和香火钱。最终他带着小股队伍投降日本人，导致皖南附近的几处联络点暴露，损失不小。打了这么多年仗，新四军里不少老同志提起郭仁泰仍恨得咬牙。 可战争态势转向后，这位“活络人”识时务，把全部枪械交给八路驻地，又主动切断和日伪的关系。抗战胜利，他无处可去，只能灰溜溜回到鄂北山区。当时没人愿再搭理他，他也乐得潜伏。 新中国成立前夜，湖北省内成股成片的土匪忽而嚣张。明面上互不统属，暗地里有人调度、有人放哨，行动节奏出奇一致。李先念刚到武汉，连续五份情报都指向同一件事：要想连根拔掉匪患，得先摸清谁在背后拍板。军管会里议论纷纷，有人建议用武力全线扫荡，也有人推举先分化后包围。然而所有线索汇总到最后，只剩一个熟悉的名字——郭仁泰。 “这人像鳝鱼，抓不住尾巴，却老在泥里搅浑水。”李先念盯着地图，一遍遍比划土匪活动路线。显然，郭仁泰不是直接指挥，但一批旧帮会分子对他言听计从。若能让他开口，湖北剿匪就有了钥匙。 说服叛徒向来比战场冲锋难。要是拉不拢，反而惊动敌人；请得太急，更显示我们底气不足。李先念决定先摆宴，在轻松气氛中试探对方心理。地点选在武昌中华路一家老字号菜馆——房间小，动静不大；饭菜家常，不至于引起猜疑。席间李先念只聊两件事：一是回顾新四军时期共同抗日的经历，二是明说湖北政府对旧事不算总账，只看眼下表现。 郭仁泰表面镇定，筷子却时常在碗边磕碰；他没想到省主席会亲自敬酒，更没想到对方只字未提“投敌”二字。饭局散场前，李先念递过手卷：“过去的事一笔写不完，你若真改过自新，就帮我把这档子土匪事务梳理梳理。” 举报信正是掐在这顿饭后寄往北平。写信人自称“老新四军”，认为“党纪国法岂容戏弄”。然而事情比他想的复杂得多。饭局第二天清晨，郭仁泰敲开了省政府办公室：“李主任，我想说点实话。”他画了三张示意图，一张湖北北部山地匪寨分布，一张鄂中水上通道武装点位，最后一张标了红圈的“转运站”——那是武器、粮食、情报交汇处。 这些情报并非捕风捉影，而是郭仁泰先前帮土匪牵线搭桥时亲手规划的。为了表示真心，他又报出自己手里剩余的二十多支美式步枪、两挺轻机枪：“宁可作个赔罪，也不能再让土匪猖狂。” 湖北军管会依图布防，不到三周，七股流窜土匪全部被围歼，缴枪三百余支。至此，长江中游主航道恢复畅通，武汉市区再没发生拦路劫车事件。中央纪检组随即赶来核实，发现李先念确实做过“请客”一事，却未见任何私下庇护。纪委在调查报告里写道：“其策略务实，不失为迅速稳定局势之良策。” 至于那封匿名信，最终被夹在卷宗里存档。李先念拿到调查结论时笑着说：“我这脑袋还在，说明我真没请错。”话虽轻描淡写，字里行间却透出一股子笃定。 值得一提的是，这番“请客”并未止步于郭仁泰。后来湖北边区遇到散兵游勇、地方宗族械斗，只要有人愿意回头，李先念都会先谈再处置——先把堵在心口的石头搬开，再谈制度与法律。有人称他“以德服人”，他却摇头：“别抬我，都是形势需要；剿匪要快，少流血才合算。” 湖北匪患平定后，李先念把整件事写成提纲，送到南京军管会、福建前线指挥部，供兄弟省区参考。档案显示，这份不足三千字的总结，后来直接影响了华东、华南地区对散匪、对旧势力的几项政策。很多地方干部从中悟到一个道理：可靠情报比子弹便宜得多，而情报往往隐藏在“最不可信”的人身上。 对郭仁泰个人而言，剧情同样翻篇。他按照政府安排去了武汉钢铁公司保卫科做内勤，几年下来，没再惹任何是非。五十年代末，中央组织部彻底审查他的问题，鉴于“有大过，亦有大功”，保留公民权利，但不再担任任何公职——这是对反复者最合适的处理方式，既不放纵，也不抹杀余生自新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