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 年，天安门广场前正缓缓驶过一辆轿车，车里坐着的老人瘦得脱形，正望着窗外，他是邓稼先，一位生命已进入倒计时的核物理学家。 最后的日子里，他想再看看生他养他的祖国，车内很安静，他忽然用尽力气，对身旁的妻子许鹿希问了个沉重的问题：30年以后，还会有人记得我吗？ 他会这么问，其实不奇怪，一个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功勋，临终前担心被遗忘，背后是他一辈子与世隔绝的代价，要理解这份忧虑，得回到他一生中那几个关键的选择时刻。 青年时期的邓稼先亲眼看到，技术落后就要任人欺负，这个认知让他早早立下用科技报效国家的决心，新中国成立后，他去美国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祖国需要他时，他果断放弃优渥的条件回到了大陆。 1958年夏天，国家要搞原子弹，想让他牵头，一纸密令送到了他手上，那天他回家，只对妻子许鹿希说：我要去做一件大事，以后家里的事，我可能顾不上了。这句话，成了他选择隐姓埋名的开始。 从那天起，世界上少了一个叫邓稼先的丈夫和父亲，而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戈壁深处，多了一个代号老邓的科研负责人。 在罗布泊，风沙是常事，夏天地面热得能煎熟鸡蛋，冬天墨水都冻成冰坨，他和同事们住地窝子，夜里躺下，能从顶棚的缝隙看到星星。 和这种艰苦一起的，是他对家庭巨大的亏欠，二十八年聚少离多，他成了家里的缺席者，女儿出生时，他在基地；儿子第一次喊爸爸，他远在戈壁。 有一次回家，年幼的儿子根本不认识他，怯生生躲在母亲身后，他想伸手抱抱孩子，手伸到一半又僵硬地缩了回来，转身默默去厨房给孩子煮了一碗面，这份藏在心底的愧疚，是他为国家使命付出的个人代价，而他的妻子许鹿希，一个人扛起了所有，默默承受着旁人的不解和长年的孤独。 那个年代，设备和资料都极度匮乏，邓稼先和他的团队唯一能依靠的计算工具就是算盘，他们用最原始的工具，夜以继日地做着关乎国家命运的精密计算。 一个小数点，要反复验算，有时候算得入了神，天快亮了才发现嘴里还含着昨晚没吃完的窝头，终于，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烟云在戈壁上升起，整个基地都沸腾了。 人们又哭又笑，互相拥抱，可一片欢腾中，邓稼先却一个人蹲在地上，用手捂住了脸，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心里只有一句话：这下，国家总算有底气了。 现场辐射剂量极高，情况非常危险，就在所有人都犹豫的时候，邓稼先推开身边的人，第一个冲了过去，坚持要亲手捡拾核弹碎片，好精准分析事故原因。 同事们急得大喊有辐射，他只说：我是负责人，我不去谁去！这奋不顾身的一冲，让他全身遭受了远超安全值的辐射，彻底摧毁了他的健康。 那次致命的接触，直接开启了他生命的倒计时，从戈壁回到病床，他的身体一天天衰败，说话都变得费力，但和这逐渐衰弱的身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依然旺盛的科研热情。 他躺在病床上争分夺秒地修改方案，嘴里念叨的还是氢弹的理论还有优化空间，医生劝他休息，他只是笑笑说：我这身体，歇着也是歇着，不如多做点事，他用惊人的意志，和时间赛跑，和死亡对抗。 回到最初的问题，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他被遗忘了吗？ 历史的回答很明确，他的名字不但没有被遗忘，还以各种方式刻进了民族的记忆里，他的故事被写进课本，激励着一代代年轻人；他用过的那把旧算盘，被珍藏在国家博物馆，孩子们的黑板报上，他的画像常常和五星红旗画在一起。 当人们谈论两弹一星的功勋时，邓稼先这个名字总会带着敬意被提起，他早已不只是一个普通人，而是成了民族精神天空中一颗闪耀的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