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蒋经国大骂张治中：他真是太天真，以后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文白兄，这一去，怕是刀口舔血。”——1949年3月31日深夜，周恩来挂断电话，窗外的夹雨东风直往灯火扑来。第二天清晨，张治中登机北平，肩上扛着南京方面那份薄得不能再薄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他自己也摸不清，这张纸究竟是通往和平的公文，还是通往决裂的引信。 飞机还没越过长江，蒋经国已在跑道边甩下那句狠话，“他太天真”，语气里带着讥讽。近在身侧的屈武把话原封不动地塞进张治中耳里，张治中当场拍案：“谈和平也有罪？等我回去定要问到底！”然而，待到北平落地，他的怒气很快被街头那条条“欢迎真和平”的横幅浇灭。空气里弥漫的，是对国民党“假谈判”的普遍怀疑，他不得不收起情绪，开始与中共代表团正面交锋。 时间拨回十三年前的西安，1936年。彼时的张治中以国军代表身份穿梭兵谏双方。张学良将蒋介石扣在兵营，他拉着周恩来、杨虎城挤在窄屋里对时局做最后磋商。往日的对手此刻坐在一张桌旁，张治中忽然明白双方都想要的，其实是一条民族生路。正是那次兵谏和平收场，周恩来记住了“张文白”三个字；也正是那次，张治中看到共产党处理危机的冷静与效率，这种印象，一直扎在他心底。 抗战全面爆发后，张治中第九集团军奋战淞沪，日机轰顶，他换自行车冒雨赶往狮子林前线的举动，上海报纸连续三天用加黑大字报道。尽管战局终以撤退收尾，“和平将军”一称却不胫而走。外围评价褒贬不一，张治中自己倒坦然：正面抗击才算军人本分，他无意追求“将星”包装。遗憾的是，蒋介石自此更加倚重嫡系，对这位“开明将领”时疏时近。 1945年8月，重庆谈判。毛泽东首次住进上清寺桂园——张治中的私宅。安全保卫由一个手枪排改穿便衣执行，排长都是张治中的安徽老乡。毛泽东说：“文白兄，你和他们不同，你是真诚的。”这句话，张治中回忆一辈子。也因此，当1949年前线全面崩溃，南京把“谈判代表”这个烫手山芋丢给他时，他几乎没有犹豫就接下。 北平会场内外气氛冰冷。周恩来开门见山：“4月20日前，南京若无签字，人民解放军即渡江。”张治中抹了把汗，只能硬着头皮提出八项修改；可每一条，都触及新政权的底线。会后他对傅泾波低声道：“我像把鸡蛋往石头上碰，裂的是蛋。”十几天艰苦拉锯，《国内和平协定》算是挤了出来，他押宝南京会点头。然而李宗仁拖，蒋介石拖，结果谁也不签。4月20日一过，解放军炮声自南岸密集炸响，从江阴直到九江，夜色被火光撕得稀碎。 张治中瘫坐在驻地书桌前，翻看报纸上跳动的渡江进度，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已成泡影。与此同时，北平城外，高炮阵地却在保护另一件大事——新政协筹备。6月15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有人说“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字数太长，张治中脱口而出：“共和二字已含民主，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恰到好处。”毛泽东点头，周恩来也点头，会议纪录员快速划掉两个字，一国之名就此定稿。当天夜里，张治中在日记里写道：“删去‘民主’二字，非弃民主，乃寓民主于共和之内。” 新疆的和平解放往往被人忽视。9月，张治中电邀陶峙岳、包尔汉，同意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络。陶峙岳其实一度动摇，顾虑部下安置。张治中给他回了一封足有八页的长电，阐释“民族地区自治”与“完整主权不可分”之间的平衡。一个星期后，乌鲁木齐换旗不流一枪一弹，这一功劳，连毛泽东都在政治局会上点名称赞：“文白居首功。” 10月1日开国大典，张治中站在天安门城楼次排，周恩来侧身提醒他别离护栏太近，“风大，帽子容易被吹掉。”张治中淡淡一笑，望见十里长安人潮起伏，忽觉那些年的苦心孤诣没有白费。至此，他已完成从“国民党高级将领”到“共和国元勋”的身份裂变。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病逝北京，终年七十九岁。消息传到台湾，有人冷嘲热讽，有人缄默不语；大陆多家报纸只用了简短讣告，不渲染、不拔高。平心而论，张治中确实复杂：他曾是黄埔系名将，也曾是国府高级谈判代表；然而骨子里，他又简单：守疆保土、追求和平，这两条始终未变。或许正因如此，蒋经国的那句“太天真”才显刺耳。历史没有给张治中荣耀的终章，却给了他一个相对平静的归宿——这一点，蒋经国终究没能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