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8岁就退休在家的清朝摄政王载沣，晚年以90万斤小米的价格卖掉了曾经代表着皇族荣耀的醇亲王府。儿子为此难以理解，大声的质问他“为什么？”然而他云淡风轻的一句话就让儿子闭了嘴。 北房廊下的紫藤萝落了一地紫花，载沣正用银簪子挑着茶壶里的茶梗。听到儿子溥杰带着哭腔的质问，他抬手把茶沫撇到茶盘里，青瓷盖碗碰撞的脆响压过了院里的蝉鸣。 “你当这王府是金銮殿？”老人的声音里裹着烟袋油子的味道，眼角的皱纹比门廊上的雕花还深。溥杰攥着拳，指节发白——他还记得小时候在银安殿上玩，太监们跪了一地，鎏金的柱子能映出人影，那时候连走路都得踮着脚，怕踩脏了金砖。 载沣放下茶碗，从怀里摸出个磨得发亮的翡翠烟嘴。烟丝填了三次才点着，蓝灰色的烟圈慢悠悠飘向梁上的匾额，“光绪二十七年我当监国时，这院子里的石榴树刚齐腰。”他望着窗棂外的天，像是在数云彩，“那年洋人打进来，太后带着皇上跑西安，我守着这空宅子，夜里能听见护城河的水响，跟哭似的。” 溥杰突然想起十年前，冯玉祥的兵冲进紫禁城那天，父亲也是这样坐着，手里转着个旧扳指。那时候他还不懂，为什么身为摄政王的父亲不拿起枪，反而让人收拾了几件旧衣服就搬了家。直到此刻看着父亲把地契上的红印泥按在指尖，他才发现老人的指甲缝里全是黑泥，像藏着没洗净的前朝旧事。 买主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人，来交定钱那天，带来了两车小米。麻袋堆在影壁墙下，黄澄澄的米粒从袋口漏出来，沾了些紫藤花瓣。载沣让人把第一袋小米倒进厨房的缸里，弯腰抓起一把，米粒从指缝漏下去，发出沙沙的响。
“你四叔当年在这儿办堂会，请谭鑫培唱《定军山》，光戏台子就搭了三天。”他忽然笑了，皱纹里盛着些说不清的东西，“如今这些米，够街坊四邻吃半年。” 溥杰看着工人摘下门楼上的“醇亲王府”匾额，木头落地时震起一阵灰。有个穿蓝布褂子的老邻居凑过来说：“王爷，往后这院子改作办公地，咱平民百姓也能进来逛逛了。”载沣挥挥手，让管家把剩下的小米分些给胡同里的人家，“什么王爷，我现在是五根松胡同的住户。” 夜里收拾东西，溥杰在樟木箱底翻出件明黄色的马褂，是光绪帝当年赏赐的。他刚要往包袱里塞，载沣伸手拦住了：“留着喂虫子？”老人把马褂铺开，用剪刀铰成几块，“给孩子们做鞋底吧，比缎子布结实。”烛光下，他手腕上的玉镯滑下来，那是慈禧赏的，此刻看着倒像块普通的石头。 搬家那天，载沣坐的是辆三轮车。路过王府的朱漆大门时，他掀起车帘看了一眼，新挂的牌子上写着“国务院文史研究馆”。车夫问：“大爷，您在这儿住了多少年？”他掐着指头算了算，“四十七年。”风把他的白胡子吹起来，像朵蒲公英，“住久了，就成了拖累。” 溥杰后来才明白，父亲那句话的分量。那天他质问时，载沣正用抹布擦着个旧铜炉，炉底刻着“宣统年制”。老人头也没抬，只说：“这宅子要是能种出小米，才不算白占着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