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大汉奸傅筱庵为了活命，不仅请了23个保镖，还弄了4辆警卫汽车，谁知，68岁的老仆人竟趁他睡觉时，砍了他3刀！ 抗战时期，这样的人不少，汪精卫算一个，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位，更是把“怕死”和“找死”这两个极端演绎到了极致。他就是当时的伪上海市长，傅筱庵。 话说这位傅市长，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那安保阵仗叫一个夸张。足足23个贴身保镖，出门乘坐防弹轿车，前后还有4辆警卫汽车开道，家里更是守卫森严，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傅筱庵这个人，你别看他后来当了大汉奸，他起家的时候，那可是个标准意义上的“人精”。他不是什么富二代官二代，15岁就在上海的造船厂当学徒。但他脑子活，会来事儿，懂几句洋文，特会讨好洋人老板，很快就从普通工人里脱颖而出，管起了全厂的工资发放。 通过克扣工人的血汗钱，他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这事儿干得地道不地道，咱们心里都有杆秤。有了钱，他就开始玩资本运作，买房产，搞投资，一步步挤进了上流社会。他最关键的一步，是抱上了“中国实业之父”盛宣怀的大腿。 可盛宣怀一去世，傅筱庵的另一副面孔就露出来了。他利用信息差，在盛家子孙争遗产的时候，暗中操盘，低买高卖，把老东家的家产掏了个七七八八，自己赚得盆满钵满。 1937年淞沪会战后，上海成了“孤岛”，日本人急需一个有头有脸的中国人来当傀儡，方便他们“以华治华”。傅筱庵这种在上海滩有头有脸，又没啥民族气节的“精英”，自然成了日本人的首选。 1938年，傅筱庵正式就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上任后，他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逼着租界当局，把所有悬挂的青天白日旗，全部换成伪政府的五色旗。这一下，彻底惹毛了远在重庆的蒋介石。老蒋直接下令：“戴笠，给我干掉傅筱庵！” 傅筱庵自己心里清楚，当了汉奸，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他把自己的公馆从法租界搬到了日军严密控制的虹口，住处守卫里三层外三层。前面咱们说了，23个保镖，4辆警卫车，出门坐防弹车。陈恭澍派人搞了几次狙击，子弹都打不透车窗玻璃，反而折损了自己人。 几次刺杀失败，傅筱庵的安保只会越来越严。他就像一只把自己缩进壳里的乌龟，从外部下手，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就在陈恭澍一筹莫展的时候，一条线索送到了他面前：傅筱庵府里，有个叫朱升的老仆人，对傅筱庵当汉奸这事儿，怨气很大。 这个朱升，跟了傅筱庵二十多年，可以说是最受信任的心腹。据说，早年傅筱庵在大连避难时，一个大雪天，在门口救了一个快冻死的年轻人，这人就是朱升。朱升是宁波人，烧得一手地道的宁波菜，正好对上了宁波人傅筱庵的胃口。加上他为人老实，做事勤快，傅筱庵对他非常信任，甚至把他当成家人。 这种不满，被军统敏锐地捕捉到了。他们发现，朱升有个爱好——好喝两口。一喝多了，就忍不住跟人抱怨。军统特工便在傅公馆附近开了家小酒馆，一来二去，就和朱升成了“酒友”。 酒桌上，特工们顺着他的话头，不断地给他灌输“为国除奸，乃民族大义”的思想。他们还抓住了朱升快五十岁还没成家的软肋，投其所好，介绍了一名女性给他，并为他们操办了婚事。这一下，朱升彻底把酒馆老板当成了知己。 时机成熟后，陈恭澍亲自出马，向朱升摊牌：“朱先生，国家需要你，除掉傅筱庵这个大汉奸！” 朱升犹豫了。毕竟，傅筱庵有恩于他。但一边是个人恩情，一边是民族大义，这道选择题，太沉重了。最终，在军统特工的劝说和许诺（事成后给予5万元养老金）下，这位朴实的老厨子，下定了决心。 凌晨3点，整个傅公馆都陷入了沉睡。朱升拿着一把磨得锃亮的菜刀，悄无声息地走进了傅筱庵的卧室。看着床上熟睡的“恩主”，朱升没有丝毫犹豫，他举起菜刀，对着傅筱庵的脖子和头部，手起刀落，连砍三刀。 这位不可一世的大汉奸，连哼都没哼一声，就在睡梦中断了气。 傅筱庵的死，震惊了整个上海。日伪方面查了很久，也想不明白，在如此森严的戒备下，刺客是如何进来的，又是如何逃走的。他们永远也想不到，凶手，就是那个他们每天都能见到，最不起眼的“忠心”老仆。 据说，傅筱庵死前不久，曾在一次酒后对“76号”的特工头子李士群吐露真言：“给日本人干没什么好下场，他们只是在利用我。你们还年轻，要另找出路。” 可惜，他说得太晚了，也醒悟得太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