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在731基地的四方楼里，日本女军医高桥加代接到了一条命令，今天要解剖一个特殊的病例。活体解剖在731里算不得什么，青田军医官嘴里说的“特殊病例”，倒是引起了高桥加代的注意。 进解剖室前，她在走廊里撞见了负责押送的卫兵。那人用袖子擦着额头的汗，嘴里嘟囔着“这女人骨头真硬”。 解剖室的铁门锁“咔哒”一声弹开，寒气混着福尔马林的味道扑面而来。高桥加代捏着解剖刀的手紧了紧——她来731基地两年，见过被注射病菌后溃烂的平民，见过被活活冻伤的战俘，早就学会了把脸埋在口罩里，不去看那些痛苦的眼睛。可今天，手术台上的女人，让她的呼吸猛地顿了一下。 女人看起来三十多岁，穿着破烂的囚服，手腕和脚踝上的镣铐磨出了血痂。但她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蜷缩发抖，而是挺直了脊背，头发被汗水粘在额上，露出的眼睛亮得吓人，正死死盯着天花板的铁钩，像是在数上面的锈迹。青田军医官踹了踹手术台：“高桥，开始！这是‘马鲁他’（731对活体实验者的蔑称）里少见的‘抗药性体质’，好好记录。” 高桥加代的手术刀刚碰到女人的皮肤，对方突然动了。不是挣扎，而是猛地转过头，目光像淬了冰，直直扎进她眼里。那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近乎嘲讽的平静，仿佛在说“你们这些人，也配碰我？”高桥加代的手一抖，刀尖在皮肤上划出一道浅痕，血珠渗出来，像落在雪地上的红梅。 “八嘎！”青田军医官扬手就要打，女人突然开口，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说的是生硬的日语：“别碰她。要剖，就快点。” 卫兵说的“骨头硬”，此刻有了答案。高桥加代后来才知道，这女人是东北抗联的交通员，被捕时吞了藏情报的蜡丸，日军灌了她三天催吐剂，敲掉了她两颗牙，她硬是没松口。押来731前，她还咬伤了一个卫兵的耳朵。 解剖进行到一半，女人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咳出的血溅在高桥加代的白大褂上。青田军医官不耐烦地吼：“加大麻醉剂量！”高桥加代握着针管，却迟迟没动手——她看见女人咳完后，用尽力气往墙角挪了挪，那里藏着一小撮干硬的泥土，是她从牢房带过来的，指甲缝里还嵌着泥屑。 这场景让高桥加代想起三年前，她在东京医学院读书时，妹妹拿着从中国寄来的明信片，兴奋地说“那里的人会在院子里种向日葵”。那时的她，以为战争是为了“大东亚共荣”，直到被征召进731，看见第一个被解剖的婴儿，才明白所谓的“共荣”，不过是用刺刀和手术刀写就的谎言。 “还愣着干什么？”青田的呵斥拉回她的神。高桥加代闭了闭眼，将麻醉针推进女人的血管。女人的眼神渐渐涣散，却在彻底失去意识前，轻轻说了句中文，声音很轻，像风拂过麦田。高桥加代听不懂，但猜得出，那一定不是求饶。 那天的解剖记录，高桥加代写得格外潦草。她在“实验对象反应”一栏，本该写“无明显抵抗”，却鬼使神差地画了一朵歪歪扭扭的花——像妹妹明信片上的向日葵。 三个月后，高桥加代在整理废弃标本时，发现了那个女人的遗物：一块磨得发亮的铜怀表，背面刻着“抗联”两个字，表盖里夹着一张小照片，上面是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她突然想起女人最后说的那句话，或许是在说“我的孩子，要好好活着”。 1945年日本投降时，高桥加代烧掉了所有解剖记录，只带走了那块怀表。她站在四方楼的废墟前，听着远处苏军的枪声，终于敢哭出来——为那些被她亲手送上手术台的生命，为那个眼神如刀的女人，也为自己被军国主义吞噬的良知。 有人说，在731的地狱里，没人能全身而退。可那个硬骨头的女人，用她的不屈，在一个刽子手的心里，种下了一颗忏悔的种子。 你说，当罪恶成为日常，那些藏在心底的微弱良知，是会被彻底碾碎，还是能在某个瞬间，被一丝人性的微光唤醒？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