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在西安的的张学良。从这张照片看，当时已经34岁的张学良相貌平平，不是传说中的那个少帅，那个美男子。尤其是个子，看上去非常矮。但是穿着非常时尚，与现代人差不多。 西安的冬天总是冷得透骨，1936年年底的那几天，城里的风似乎比往年更紧些，夹着一种说不清的味道。街上行人不多，军人走得快，官员神色凝重，谁都感觉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哪一刻起会爆发。 事情的主角是张学良。 这个名字在当时的中国不算陌生，从“东北易帜”到“九一八事变”，从锦州退兵到入主西安，他一直在风口浪尖上走。 他年轻，有身份，有兵有地，可这回，他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把中国从内战里拉出来。 他没想当英雄，也没打算做历史的大人物，但他清楚一点，再这么打下去，等日本人把整个华北都拿下，中国就真没得救了。 他不是没劝过，从南京到洛阳，从蒋介石的书房到饭桌，他一遍遍劝，讲抗日的利害，说停止内战的必要。 每回话还没说完，就被蒋一句“剿共未完，抗日无从谈起”堵得死死的。 蒋介石的话冷得像石头，摆明了不打算转弯。他说：“你要抗日，等我死了你再去抗。”张学良听完这话，脸都白了。 他想不通，为啥不能一起扛起枪先打外敌。 他不只是对蒋说，也对着阎锡山说，对着钱大钧说，可谁都告诉他一句话：“别提了，没用。”张学良不信这个“没用”，他脾气倔，骨头也硬。蒋说话难听，他照样劝；蒋训他，他忍着听。 他甚至还在一次训话里听蒋说出“勾结共产党者也是汉奸”这种话，气得当场脸色都变了。 可他没翻脸，转身又坐飞机回西安，继续找办法。 可办法终归是想不出来了。 日军已经在绥远那边动手，东北老百姓还在逃荒，救国会七个请愿的文人也被蒋给抓了。 他气得直咬牙，说：“这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怒得拍桌子，说他是“全中国唯一敢跟我这么说话的人”。 他们俩的关系走到这一步，已经不只是政见不同，而是彻底掰了。 事情就这么一步步逼到了临界点。 张学良不是轻易动枪的人，可他心里清楚，再拖一天，就是给日本送一寸土地。 他找杨虎城商量，俩人摊开地图，把华清池圈了出来。 那是蒋的驻地，也是计划起点。 他们说得不多，但都明白，如果这次不成，他们可能就再也没有说话的机会了。 张学良布置得很细，他吩咐手下：“只许活捉，不准伤人。”他不是起义，更不是谋反。 他只是想让蒋介石坐下来，听完一次完整的劝说。 他甚至提前安顿好行动队员的家人，把临潼和西安的兵力调来调去，就是不想引起流血。 他还说：“我要干什么，连我老婆也不会告诉她。”他怕消息泄漏，也怕这件事成了儿戏。 12月12日凌晨，风还是那样刮着，几路人马同时动手，冲进华清池。 蒋介石穿着睡衣跳了墙，跑进后山的岩洞躲了几小时，还是被找出来了。 他浑身是土，眼神里全是愤怒。 那一刻，他还不信张学良真敢动手。 可张学良已经下了决心，他见蒋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不是反您，只是要抗日。” 说是“捉蒋”，其实更像是一场政治哀求。 他请来了周恩来，也派飞机去延安，把共产党代表团接了过来。 他希望这件事能有个台面上的解决，最好是大家坐下来，一纸协议，停止内战，统一抗日。 共产党方面态度明朗，说只要国民党不再剿共，合作没问题。 周恩来说得很清楚：“现在杀蒋，只会让国家更乱。” 可问题就在这儿——蒋不愿签字。 他可以答应，可以口头保证，但就是不肯落笔。 他说自己人格担保，说自己会信守承诺。 张学良信了，不是因为他真觉得蒋会兑现，而是因为他知道，不能再赌了。如果逼太紧，蒋死在西安，国民党的大军会杀过来，西安血流成河。 几天后，宋子文来了，宋美龄也来了，戴笠更是早早插手。 一通斡旋下来，最终有了那六条决议：改组政府、释放政治犯、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等等。 字面上说得都好听，可蒋还是没签。 张学良那时候看上去已经筋疲力尽，他答应送蒋回南京，说自己愿意亲自陪送，向中央请罪。 临走前，他交代了一句：“我走后，东北军的事归于学忠，其他事听杨主任的，和周先生多联系。”像是在安排后事。 有人拉住他说：“别去，太危险。”他只是把手甩开，说了句“要送，就送到底”。 那天是圣诞节，西安的天终于放晴，飞机起飞时，地上站着一排送行人，没人说话，只看着那架灰色飞机飞远。 他走了，一走就是几十年。 他没再回过西安，也没再握过枪。 南京的蒋介石没有兑现全部承诺，抗战的确开始了，可张学良被软禁了。 最开始在宋家，后来搬到溪口的山寺，慢慢就成了“永远的囚徒”。 东北军也被拆散，调去各省整编，再也没恢复过元气。 杨虎城的结局更悲惨，抗战快结束时被蒋下令杀害，连家属都牵连进去了。 有人说，西安事变算不算成功？ 张学良也许自己都不好说。他没改变蒋的性格，但他改变了历史的方向。抗战能成形，国共能短暂合作，这场“兵谏”是一把推动力。 他赌了一把，赌国家可以在危局中转个弯，虽然他自己就此被历史封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