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西路军郑宗贤在逃亡路上正给一老汉背沙淘金，突然，一个衣衫褴褛的女红军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他定睛一看，眼泪唰的一下流了下来：“老婆，你还活着？真好！” 1937年春天，甘肃黑河岸边，沙尘弥漫，几十年后，兰州军区在一次西路军普查中，发现了一本泛黄的回忆录，那是郑宗贤写的，他在字里行间记录了自己与妻子吴兰英的生死经历，字迹不算工整，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钉在那段风暴般的历史中，那一页上，他写道：“她左眉有颗痣，要不是那颗痣，我可能认不出她，” 郑宗贤原是甘肃景泰人，年轻时学过一些中医，红军长征路过甘肃时，他加入部队，很快被调入红五军医院，成为护士长，那个年代，医疗物资匮乏，草药、银针和纱布就是他最常用的东西，吴兰英则是四川人，自小生活艰难，靠帮地主家放牛为生，17岁时红军进入她的村庄，她便跟着队伍走了，她被编入妇女独立团，训练时最擅长搬运和射击。 他们在1936年初相识，一次宣传队到医院慰问伤员，吴兰英作为排长参与活动，郑宗贤负责接待，那次见面过后，命运就在两人之间悄悄埋下了一颗种子，几个月后，西路军西渡黄河，两人在景泰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没有宾客，也没有红纸对联，只有一间土坯房和一块被分成两半的肥皂，那块肥皂成了吴兰英婚礼上唯一的“嫁妆”，她小心地将它缝进自己的棉袄里。 婚礼后第三天，他们各自归队，战事紧张，几乎没有时间相处，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西路军节节败退，1937年初，部队在倪家营子、临泽等地接连失利，最终被迫分散突围，当时，马家军在河西走廊布下重兵，展开地毯式搜捕，郑宗贤和几名伤员藏在山沟里，不久便被发现，行动不便的伤员全被抓走，他一个人沿着山路逃跑，白天藏在山洞，晚上出来找吃的，有时候只能挖野菜，渴了就舔雪水，他的鞋底磨破了，脚上冻疮裂口，走几步路都血迹斑斑。 他一路摸索着来到黑河边，遇到一个淘金老人，老人姓王，眼神锐利但不多话，他看出郑宗贤是红军，没多问，只是让他留下帮忙背沙淘金，郑宗贤就这样在金矿窝棚里躲了下来，靠每天半碗炒面维持体力，他没想太多，只想活下去。 几天后，天气转暖了些，太阳照得沙地发白，那天中午，他正在木槽边倒沙，背后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他转头一看，一个瘦骨嶙峋的女人跌倒在沙梁下面，她身上穿的军装已经破烂不堪，草鞋底几乎磨成纸，郑宗贤一开始没认出来，但当她抬起头的一瞬间，他看到了那颗熟悉的痣。 那是吴兰英，她在部队被打散后，在祁连山里躲了四十多天，靠着她小时候给地主放牛时学会的认路本领，她找到了一条下山的路，她把那块肥皂缝在棉袄里没丢，饿了就舔一点雪水，实在走不动就抱着石头坐一晚上，直到那天，她听见远处传来甘肃口音，才摸到黑河边。 老王看出了他们的关系，没有多说，把他们藏进沙洞，沙洞阴冷，地面潮湿，水没过脚腕，他用干草盖住洞口，又在外面来回踩了几圈，把脚印抹平，郑宗贤用淘金留下的汞膏给吴兰英敷背伤，她的棉袄后背已经裂开一块，血迹和泥巴混在一起，那晚，风很大，窝棚顶上的茅草被吹得哗哗作响，他们一夜没睡，只是坐在一起，靠着彼此取暖。 沙洞里住了几天，王老汉给他们留了一些干粮和几块青稞饼，天气稍微暖和后，夫妻俩决定返回景泰，回家的路上，他们不敢走大路，只能绕小道，郑宗贤靠给人看病换饭吃，有时一天只吃一顿，吴兰英因为口音太重，一说话就露馅，因此一路上都装作哑巴，有一回路过一个小镇，吴兰英用炭灰抹在脸上，假装得了麻风病，民团的人不敢靠近，才得以脱身。 在古浪县的大靖镇，他们住进一家小客栈，晚上两人小声说了几句悄悄话，被老板听见了，夫妻俩吓得不敢动弹，但老板却送来两斤炒面，还帮他们找了一辆马车，吴兰英躺在车上装病，身上盖着草，郑宗贤在车后跟着，总算平安回到景泰。 他们回家的那天，正是小年，家人不敢让他们久留，三天后把他们送到白茨水的煤窑，郑宗贤不会挖煤，就靠给人看病维生，吴兰英继续装哑巴，在地头的茅草屋里给地主看地，这一住就是十几年，他们不敢说出身份，也不敢离开，日子清苦却踏实，郑宗贤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能一起活着就够了，” 1949年，解放的消息传来，县里派人调查西路军遗属，才发现他们的身份，吴兰英这才开口说话，村里人都惊呆了，她被安排到公社当妇联主任，还办起了扫盲班，用沙盘教村妇识字，她把课本埋进地窖，把粉笔藏在米缸里，教了几百个妇女识字，郑宗贤则被调进卫生院，继续行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