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邓稼先在打完一针止痛剂后，艰难转头对妻子许鹿希说:“我想去天安门看看。”妻子含泪点了点头。当轿车驶到天安门前，邓稼先突然问：“鹿希，你说30年后，还会有人记得我吗？” 1986年7月，北京。 盛夏的风掠过长安街，一辆车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后座的人病得很重，连话都说得断断续续。 他靠在妻子肩上，看着窗外，眼神有些发呆。 车开到广场正中，他忽然低声问了一句：“鹿希，你说三十年后，还会有人记得我吗？” 那个人叫邓稼先，一个大多数人不会在教科书首页看到的名字。 他不是演讲台上的明星，也不是勋章满胸的将军。可如果没有他，中国不会那么快有了自己的原子弹。 他做的事太隐蔽，名字太少被提起，连最亲密的人都常年不知道他具体做什么。 他问那句话，不是为了怀旧，是想知道，几十年后，他那点不留名的坚持，会不会被人记起，会不会有人继续做下去。 他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那一代科学家，几乎都问过类似的问题，只是没人说出口。 他们太清楚自己干的是保密工作，习惯了“不能说、不能问、不能记”。他们心里都明白，成败不见得会有人知道名字，但国家得知道结果。 他们不是要被纪念，是希望那条通往安全和尊严的路，不要走到他们那代就断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刚从战火里站起来，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刚学走路的孩子，外面却全是成年人用拳头说话。 美苏两强握着核武器在空中角力，其他国家全都低头看着。 偏偏那个时候，有人放话，说中国三个人穿一条裤子，二十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话很难听，但说的人不是瞎讲。 那时候的中国，连汽车、拖拉机都造不了，谈核弹？听着像笑话。 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决定干。 不是赌气，是现实逼的，如果没有自己的核威慑，别人永远不会把你当回事。 苏联一开始帮了点，后来一翻脸就撤人、撤图纸、撤设备。剩下的全靠自己。毛泽东一句“自己动手，从头做起”，不是说着好听的口号，是字面意义上的从头开始。 科学家从哪来？从海外找。 那时候一大批留洋博士都还在国外，有些人已经在实验室里站稳了脚跟，有学术成果，有教授职位，也有安稳生活。 可他们放弃了这些，坐船回国。 朱光亚带头写信号召大家回家，钱学森被美国软禁五年后终于归来，郭永怀临终前都把自己研究资料点火烧了，不给别人留一点情报。 他们都明白，他们回来的不是某个单位上班，是替国家赌命。 可回国只是第一步，那之后的生活，说是苦都不够形容。西北荒漠上建实验站，一年四季刮风，白天干热晚上刺冷。 吃的是咸菜，住的是土屋、帐篷。 更重要的是，工具几乎没有，技术储备几乎是空白。没有计算机，就用算盘；没有数据支持，就靠手摇计算器。 为了一点信息，他们甚至把整个月份的《纽约时报》翻个遍，想从外国报纸边角里扒出点线索。 不是他们傻，是他们真的没得选。 这些人不是孤胆英雄，是一群像螺丝钉一样的人凑起来干大事。他们连彼此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对方是“某某所的老张”或“某某项目的老刘”。 每个人都在负重，每个人也都不声不响。 有些人一消失就是几十年，王淦昌改名叫“王京”，从物理界“消失”了十七年。黄旭华造核潜艇，三十年没出一次远门，父亲去世也没法回家奔丧。 他们做的事，不是科学幻想，也不是电影剧本，是靠一页一页算出来的。 几十麻袋的草稿纸，一根根磨秃的铅笔头，一颗颗被熬夜逼红的眼睛。 他们不靠天赋发光，靠的是一点点往下钻的韧劲。他们的成果不是一个人写出来的，而是几十年集体熬出来的。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当时没有现场直播，没有满街欢呼，甚至很多人当天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那朵蘑菇云升起的一刻，中国人的腰杆挺了一下。 这个国家终于能在全球核威慑体系中说一句话，不是请求，不是抱怨，是平视的回应。 原子弹之后是氢弹，是人造卫星，是导弹，是航天。一步一步地走出去，都是靠那群人打下的地基。邓小平后来讲得很直白，中国要是没这些东西，在国际上根本说不上话。 不是冷战话术，是冷冰冰的现实逻辑：你自己没有，别人凭什么尊重你？ 可是科技不会自己滚动，它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把那个车轮推着往前走。过去那群人用尽力气让它滚动起来了，后来人能不能接得住，才是他们最担心的事。 今天的中国，不再是当年那个一穷二白的国家。 北斗卫星上天，空间站建设成熟，深海、极地、远洋都有中国人的身影。没人再敢当众说“中国做不到”，因为他们看见了太多“已经做到”。 这种底气，表面是技术，骨子里是信念。 那种“不靠别人、不等别人、不怕别人”的劲儿，是从“两弹一星”那条路上走出来的。 我们说要“记得”邓稼先，说要“记得”那一代人，不能只在仪式上挂他们照片、给他们立雕像。 真正的记得，是在关键时刻不含糊，是在别人卡脖子的时候能自己解开，是在面对技术围堵时敢说一句“那我们就自己干”。这才是对那句“还会有人记得我吗”的回答。
李华
永远怀念！不会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