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25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65岁的周养浩拎着简单的行李走出大门，工作人员问他想去哪里，他脱口而出：“台湾。”[看] 周养浩曾是军统局少将处长，人称“书生杀手”，这个绰号源于他斯文的外表下隐藏的冷酷手段，在息烽监狱任副所长期间，他一手推行“人性化管理”，允许犯人看书写字，另一手却签发了数百份处决令。 1949年12月7日，昆明巫家坝机场，周养浩已经拿到了飞往台湾的机票，正准备登机时被卢汉起义部队扣留，那张价值黄金十两的机票，成了他此生最昂贵的废纸，从那一刻起，他开始了长达25年的改造生涯。 在功德林的前十年，周养浩是出了名的“刺头”，他拒绝参加政治学习，坚持每天写旧体诗，还经常在打饭时插队，管教干部问他为什么不配合改造，他回答：“我只是败了，但我没错。” 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周养浩不在其中，他开始意识到顽抗下去没有意义，从那年开始，他主动参加学习讨论，还帮助其他战犯补习文化课，1975年第七批特赦时，他终于等来了自由。 出狱后，周养浩立即向公安部门提出赴台申请，当时中美关系刚刚解冻，但两岸依然处于军事对峙状态，令人意外的是，大陆方面不但批准了他的申请，还按照特赦政策发给他200元路费和一套新衣服。 1975年5月，周养浩抵达香港，他在九龙租了一间小房子，每天上午都去中环的电报大楼，向台湾发送入境申请电报，电报费一次2港币，他一发就是三个月，花光了所有积蓄。 台湾当局的回复始终是同一句话：“与现行政策不符，不予批准。”原来，1950年台湾通过《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凡在大陆被俘后释放的军政人员，一律视为“匪谍嫌疑”，禁止入境。 讽刺的是，当年被周养浩关押在息烽监狱的许多共产党员，如宋振中、徐林侠等人的子女，后来都成为新中国各行各业的栋梁，而他这个当年的看守者，却被拒之门外。 香港的生活很艰难，周养浩靠在茶餐厅洗碗度日，晚上住在板间房里，1976年，他收到了在美国定居的老同学的来信，决定申请赴美签证，美国领事馆审查了他的背景后，批准了签证申请。 1977年，周养浩抵达洛杉矶，他在唐人街找到了一份杂货店收银员的工作，收入微薄但够维持生活，闲暇时，他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写一些回忆文章。 1980年代初，台湾媒体开始炒作大陆的“思想改造残酷”话题，周养浩看不下去了，他给《世界日报》写了一篇千字文章，详细描述了自己在功德林的真实经历，文章中写道：“我在那里25年，从未受过体罚，生病有医生，老了有照顾。” 这篇文章在海外华人圈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个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为大陆的改造政策辩护，这在当时确实罕见，周养浩后来解释：“我不是为共产党说话，我只是为事实说话。” 1995年，周养浩在洛杉矶一家华人养老院去世，周养浩效忠了半辈子的政权拒绝接纳他，而他曾经的敌人反倒给了他尊严，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个人的执念在时代面前显得如此渺小。 信源参考：澎湃新闻《谍谍不休︱云南解放：大特务周养浩被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