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六年，承德避暑山庄内，康熙帝正在审阅军机处送来的西藏局势密报，拉萨城内准噶尔蒙古军队已驻扎三年，当地商贸几乎停滞，仅布达拉宫周边还能见到零星的朝拜信众。[看] 达赖五世圆寂的消息已被桑结嘉措隐瞒十四年，这位摄政王一方面要维持对外的政治平衡，另一方面却无法阻止准噶尔首领策凌端多布在拉萨的日益坐大，更严重的是，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三大寺院的僧人开始公开分化，部分倾向于蒙古势力，部分暗中期待清廷介入。 朝堂上的反对声音确实强烈，户部尚书马齐计算出从成都运往拉萨的军粮，每十石仅有二点八石能完整送达，损耗率高达72%，这还不包括沿途的人员伤亡和马匹损失。 此前派往青海的八旗军中，有近三成士兵出现严重的高原不适症状，包括持续头痛、恶心呕吐和呼吸困难，一些来自东北的满洲兵甚至在海拔三千五百米的西宁就已经无法正常行军。 康熙的战略考量基于三个关键情报：西北方向，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正在集结六万骑兵，意图南下；东南沿海，郑氏海盗集团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联手，频繁袭扰福建、广东商船；西南边陲，若西藏完全落入准噶尔控制，大清将失去对川滇的战略缓冲。 大将军王胤禵接到出征令时年仅二十六岁，他统领的这支六千人部队并非等闲之辈：三千名来自京师的火器营精锐，两千名善于山地作战的四川绿营兵，还有一千名熟悉高原环境的青海蒙古骑兵。 从成都出发后，部队沿茶马古道向西推进，第一个重大损失出现在翻越二郎山时，七匹驮运火药的战马失足坠崖，随行的三名火器营士兵当场身亡，抵达康定时，已有十二名士兵因高原反应严重而被迫留守。 胤禵让士兵在衣领和袖口缝入干辣椒粉，利用辣椒的刺激性来对抗高原反应引起的昏沉，虽然效果有限，但确实帮助部分士兵缓解了症状，更重要的是，他将部队分为三个梯队，每隔两日前进一个梯队，避免了大规模的高原反应集中爆发。 理塘土司控制着川藏线上的关键补给点，不仅拒绝提供粮草，还纠集了八百名藏兵企图阻断清军去路。 岳钟琪的解决方式干脆利落，他只带十名亲兵进入土司府邸，在酒宴进行到一半时突然拔刀斩杀了土司，这一举动震慑了在场的所有藏族头人，当晚就有五名小头人主动献上哈达表示归附。 清军抵达拉萨外围时，策凌端多布正在哲蚌寺主持一场为期七天的大型法会，八旗军选择在法会的第三天夜里发起突袭，蒙古守军毫无防备。 拉萨城内的八千蒙古守军中，战死者仅有一千二百人，投降者却达到三千四百人，其余则在战斗初期就已逃散，大量蒙古士兵的投降反映出一个重要信息：当地民众对蒙古统治的不满远超清廷预期。 战后，岳钟琪下达的第一道命令是继续向三大寺院提供每月三千两银子的供养，确保寺院的日常法事不受影响，同时，所有蒙古军队掠夺的民间财物必须如数归还，违者严惩不贷。 这些措施迅速赢得了当地各界的支持，仅仅三个月后，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就联名上书，请求清廷册封新的达赖喇嘛，更重要的是，原本因战乱中断的商贸活动开始恢复，甘肃的马帮商队甚至开辟出一条直达日喀则的新驿道。 驻藏清军的长期驻扎计划也随即展开，康熙决定在拉萨永久驻扎两千名八旗军，在日喀则驻扎八百名绿营兵，在江孜等要地分别驻扎三百至五百名不等的守备部队，这些部队不仅要维护地方秩序，还要负责保护商道安全和监督宗教事务。 康熙在承德收到捷报时，把玩着缴获的一把藏式弯刀，这把刀柄镶嵌着绿松石，刀身刻有藏文经文，做工极为精美，他对在场的皇子们说道：“收疆固土，不仅要靠刀剑，更要靠人心。” 在批阅岳钟琪的奏折时，康熙特意用朱笔批注了八个字：“驻藏官兵，永不再替。”这八个字明确表达了清廷对西藏实施长期治理的坚定决心，也标志着中央政府对西藏管辖体系的正式确立。 这场历时八个月的军事行动，不仅消除了准噶尔势力对西南边疆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民族地区治理模式：军事震慑与宗教怀柔并重，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相结合。 回顾这段历史，清廷成功治理西藏的关键在于找到了军事、宗教、经济三者之间的平衡点，既用武力震慑了分裂势力，又尊重了当地的宗教传统，同时通过恢复商贸为当地民众带来了实际利益。 信源：新华网——西藏和平解放与繁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