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总算懂了，当年14岁的宗馥莉远赴美国求学，陪在她身边的为何是杜建英而非母亲施幼珍。这无关施幼珍的初中学历，更核心的是，杜建英的学识与能力，在那个年代里实在太过亮眼——浙大硕士的头衔，在当年本就意味着超凡的眼界与素养，再加上一口流利的英语，既能运筹帷幄，又能躬身实干，这样的人，本就注定不会是池中之物。 在娃哈哈的版图里，杜建英早就是宗庆后最信赖的左膀右臂。宗庆后不在时，公司大小事务直接由她定夺，雷厉风行的作风里藏着对业务的绝对掌控力，那份专业与果决，远非寻常人能及。 所以当宗馥莉踏出国门，杜建英的“监护人”身份更像一层巧妙的外衣。她真正的使命，是借着陪伴的契机，为娃哈哈撬开海外市场的缝隙——那些深夜里的越洋电话，那些隔着时差处理的高层决策，都在悄悄勾勒着这家企业走向世界的轮廓。 宗老对她的倚重，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商场如战场，能被委以如此重任，靠的从不是虚浮的情分，而是实打实的能力。就像棋盘上的关键棋子，能担起多大的担子，才配得上多大的信任。杜建英用自己的学历与手腕证明，在真正的价值面前，资历与关系或许能铺路，却终究抵不过“能成事”这三个字有分量。而这份清醒的权衡，或许也是娃哈哈能在风浪里站稳脚跟的密码之一——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比任何私人情感都更能托举事业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