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6月19日，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时，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在场。毛泽东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说道：两千多年前统一中国的，就是这个修长城的皇帝——秦始皇。 中南海的屋檐下，夜风时常带着一点书页翻动的声响，那不是哪个干部加班，也不是哪个翻译在校稿，而是毛泽东在看英文原版《共产党宣言》。 这一幕乍看有点难以想象，一个已经登上权力巅峰的领导人，还在一笔一划地在英文字母下面写中文注释，用的是铅笔，削得尖尖的，写几行擦几行。 不是兴致使然，更不是为了风雅，而是他觉得必须懂。 懂语言，才懂世界。对那个时代的中国来说，世界不是什么模糊的概念，而是冷战的铁幕，是封锁，是制裁，是敌意。 毛泽东不愿让这堵墙只靠别人去撞，他决定自己动手，先学语言。 1954年的那个秋天，在广州，毛泽东叫来林克，说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你做我的老师。”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六十一岁，林克三十出头。 林克是他的外事秘书，本职是翻译、撰稿、处理涉外事务，没想到还要兼任“英语老师”。 可毛不是临时起意，他是真的要学。 他的日常安排密不透风，白天开会，晚上批文件，可只要有空隙，就拉着林克读英文。 睡前学、起床学、散步学、旅途中也学，甚至坐在从徐州飞南京的小飞机上，也要抽出一小时来练几段英文句子。 他学得不轻松。 湖南口音让发音成了难题，“night”总念成“light”，词尾的“s”发不出来，短音长音常常混在一起。 但他不在乎，一遍一遍跟着读，大声朗读，不会就问，错了就改。 他说别人笑没关系，笑就笑，他要学懂。 他学的不只是音和词，还有意思。他会问：“Nation为什么既是国家又是民族？”他想知道的是西方政治文化里，这些词是怎么被构造出来的，为什么一个词可以承载那么多概念。 对他来说，语言背后藏着逻辑，藏着制度，藏着对“世界是什么”的一种回答。 所以他不满足于看翻译本，英文版《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几乎页页有笔记。 注释一遍不够，就再看一遍再注一遍。 他不是为了考试，也不是为了和别人炫耀，他是真的想通过语言去碰触思想的源头。 那些年，翻译的版本参差不齐，有的删节、有的表达不当，他觉得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林克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常常一边读一边感叹，“英文看起来枯燥一点，但清楚很多”。 他读的不只是经典，也读英文报刊。《纽约时报》他有时也翻几页，《北京周报》英文版他会让林克把难词一一注解。 有一回他特意要求找出一篇题为《Battle with Nature》的文章中的所有生词，准备细读一遍。 甚至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英文译本，他也亲自过问翻译进度，说要和林克“对读一遍”。 不是形式，是实打实地要吸收语言里那些冷静、准确、时常带刺的表达。他清楚，那些文字代表的是西方世界看中国的眼睛，他要自己看一看，看清楚。 他的英语学得越深，越显示出他对世界格局的认知也越具体。 他一面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一面又说：“你不了解美国，怎么和它斗争？”他对美的态度并不简单。 他说美国有坏的东西，也有好的东西。 坏的得斗争，好的要借鉴。他反对盲目排外，反对什么都打成“帝国主义腐朽文化”。 他甚至说，中央可以给各省第一书记配一个英文秘书。 听上去像玩笑，但他是认真的。 在他眼中，语言是一把钥匙，能开外面的门，也能照进里面的黑。 1958年在南宁，他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外国文也要学，除非发烧三十九度，病得要死。我六十多岁了，我还学，你们为何不学，为何没有朝气。”那语气有点像训人，其实更像提醒。 他不是要别人都精通英语，而是要大家别怕外语。 他学，是想带个头。他觉得这不只是文化层面的事，更是政治层面的事。 学语言，就是了解世界，理解敌人，掌握主动。 而他理解语言的方式，也远不止于单词和语法。 有一次会见外宾，他笑着说：“两千多年前统一中国的，就是那个修长城的皇帝——秦始皇。中国（China）这个词有两种说法，一个是瓷器，一个是秦（Chin）。”听起来像开玩笑，其实他是在谈国家认同。 他在解构“China”这个词，把这个外来命名拉回到中国的历史里。 他是在借助语言去做一件宏大的事：重新解释“中国”的意义。他不满足于被称呼，更要参与命名。 语言在他那里，不止是用来交流的工具，更是一种政治判断力的体现。 他很讨厌“万岁”这个词。 他说英文里翻译成“Long live”，意思是长寿。 年轻人喊还行，老人就别喊了。 他不是在讲语义学，而是在拆解权力语言，他觉得话语不该被滥用，哪怕是歌颂的话语。因为他明白，语言一旦失去分寸，就成了盲目的工具。他反对的，不是赞美，而是僵化。 毛泽东也不是一个用中文固守阵地的人。 他写给领导人的信里，偶尔会加一句“Good morning”，也会用“model”这个词去谈绘画教学。 他希望中国人能在思想上打开眼界，在语言上不再受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