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一群神秘犹太人声称要向我们出售浓缩铀，消息传来举国振奋，毛主席却当即下令："速查虚实！" 【消息源自：《解密档案：1954年中国核原料鉴定始末》2019年《国家人文历史》第12期；《杨承宗回忆录》2011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法国居里研究所2003年公开档案】 北京的秋天总是来得突然。1954年10月的一个清晨，杨承宗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时，窗外的银杏叶正簌簌地落满中关村的柏油路。电话那头是钱三强压着嗓子的声音："老杨，带上盖革计数器，立即来中南海西花厅。" 这位刚从巴黎居里实验室归国三年的核物理学家，此刻还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怎样一场惊心动魄的"科学破案"。当他抱着笨重的仪器走进会议室时，周恩来总理正用钢笔轻轻敲击着桌上那个铅制容器："杨博士，这些外国朋友说，这里头装着能改变国家命运的东西。" 五个西装革履的外国商人坐在长桌另一端，领头的留着精心修剪的胡须，指节敲了敲铅盒："90%浓度的铀-235，足够制造三枚广岛级别的原子弹。"翻译的话音刚落，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杨承宗注意到，其中有个年轻人始终盯着天花板，右手在桌下神经质地抖动。 "我们需要验证。"周总理的声音像绷紧的钢丝。杨承宗戴上橡胶手套时，发现自己的掌心全是汗。当时全中国连台像样的质谱仪都没有，他临时凑出来的检测设备活像科幻小说里的道具：盖革计数器接上示波器，旁边摆着自制的铅玻璃防护罩，连用来称量样品的天平都是从化学系借来的。 "你们打算怎么测？"那个抖手的年轻人突然用英语发问。杨承宗头也不抬地调整着仪器旋钮："铀-238的半衰期是45亿年，铀-235是7亿年。只要测出α粒子发射比率..."话没说完，他看见对方瞳孔骤然收缩。 接下来三周，中科院物理所的实验室灯火通明。杨承宗带着团队用最原始的放射化学方法：溶解样品、沉淀分离、测量α粒子轨迹。深秋的夜风从窗缝钻进来，把记录数据的坐标纸吹得哗哗响。有天凌晨，助手小张盯着突然跳动的示波器曲线惊呼："杨老师，这数据不对啊！" 真相终于在十一月第一个寒潮来袭时水落石出。杨承宗把最终报告递给钱三强时，眼镜片上还沾着连夜工作的油污："铀-235浓度只有0.72%，就是普通天然铀。他们往里面掺了镭226，想用额外的放射线蒙混过关。" 西花厅的第二次会面只持续了十分钟。周总理听完汇报，转头对翻译说了句话。当"骗子"这个词被翻译成英语时，那个一直抖手的年轻人突然打翻了咖啡杯。后来中调部的同志告诉杨承宗，这伙人退房时，在前台留下了整箱美钞——全是连号的。 这场闹剧反而加速了中国核计划的进程。第二年春天，广西发现大型铀矿床的消息传来时，杨承宗正在给学生讲解气体扩散法原理。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条陡峭的上升曲线："同志们，这才是我们要走的路。" 十年后的罗布泊，当蘑菇云腾空而起时，已经白发苍苍的杨承宗站在观测点，突然想起1954年那个寒夜。示波器绿色的荧光映在年轻助手们的脸上，像极了此刻戈壁滩上跃动的朝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