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毛主席找周总理谈话，开了一个玩笑，总理立即撤销一个机构 ［1964年春，北京中南海］“恩来，你的背后怎么站了这么多‘影子’？”毛主席放下茶杯，笑着问。周总理微微一愣，顺着主席的目光回头，十几名秘书正捧着文件静候指示。 这句调侃式的关心，为后来一场罕见的机构“自废”埋下伏笔。很多年以后，仍有人感慨：一句玩笑，让国务院体系里消失了一块牌子，也让行政效率走向了另一条轨道。 要弄明白这段插曲，得先倒回到1949年的秋天。那时中央机关粗具雏形，办公条件简陋却事务繁重。为了让政务顺畅运转，一间小屋被贴上“总理办公室”字样，五张桌子、三部电话、几盏昏黄的电灯，支撑起了新政府的日常调度。到1956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铺开，办公室规模迅速膨胀，秘书、参谋、外事、综合、财经、行政……最高峰近二十人，俨然一个小型司局。 从文件流转看，秘书们干的是“再加工”活儿：突发电报要先做圈注，厚厚的计划书需挑出关键数字，哪怕一张外宾名单，也要标清来访次序。没有电脑，只靠钢笔、算盘、脑子。正因如此，“秘书带着钢丝绳，把总理牢牢拴在条文和数字上”成了坊间戏言。 然而，人多并不必然导致错漏少。1964年初，一份涉外礼宾通知在传阅过程中被两位年轻秘书抄错了日期，差点导致外宾抵京后无人迎接。周总理当晚批示：严肃处理，但不株连他人。事情虽被及时补救，却还是惊动了毛主席。几周后便出现了开头那场闲谈。 有人说主席的幽默刀锋极利，“一问便让人心里打鼓”。周总理就是这样的人。他向来习惯将批评先安放在自己身上，再去思考制度是否需要改动。“如果我也被文件包围得无法呼吸，那还谈什么统筹？”据曾在场的王冶秋回忆，周总理会后曾低声自语。 几天内，他约见各位副总理、外办负责人，问的只有一句：精简是否可行？大多数人以为总理最多缩减几名秘书，没人想到他竟然计划拿“总理办公室”的牌子开刀。甚至有同事提醒：“总理，这可是1949年就立下的机构，撤了后，协调链怎么办？”周总理抬手示意别急：“我来补位，文件多一层流转就是多一分拖延。” 1965年1月，国务院组织简报冷不丁刊出一行字：“总理办公室自即日起撤销，相关事务由总理、副总理直接分工处理，并设值班室1—2人负责紧急传递。”公文语言向来平淡，可此事震动不小，一夜之间十余名秘书或调离、或下基层。北京东长安街灯火下，旧门牌被悄悄卸下，不曾留下一张合影。 这一步在当时并不被所有人看好。没有电子政务，没有传真，各部委的电报雪片一样飞来，仅靠几位值班员、两位打字员，真能运转？事实证明效率反而上去了。外事口人手紧张，但指令少了层层筛选，副总理邓小平晚上批完件，凌晨就能送达机场政委。财经口更是直接受益，诸如钢铁调拨、机械配件急需的情况，总理一天能批阅几十份要件，简短批语一两行，却精准到吨。 试想一下，如果迟疑不决，196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战线恐怕要多出不少沟沟坎坎。精简并非盲目砍人，而是把握要害，抓住“谁对结果负责”这条线。周总理深知，建国初期“人海战术”是不得已，如今形势逼人，拖延浪费不起。 需要承认的是，撤销办公室对周总理个人压力陡增。往日凌晨两点还能小憩十分钟的缝隙消失了。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多熬一夜，基层少等一天。”秘书们见状心疼，有次值班员罗青长劝他：“总理，灯可以亮，但人得歇。”周总理摆摆手：“国家建设不等人，歇会儿也得分秒必争。”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自废武功”并未演变成一场向全国推开的政治运动。毛主席同意后，没有硬性要求其他系统照搬。一些部委参照做了瘦身，一些则继续保留专门办公室。周总理强调，各领域情况不一，关键在“能办成事”，并不是人人都要捂紧腰带比苦行。 从宏观角度看，1964—1966年正是中国工业体系由点到面扩展的关键年。水口山铅锌矿技改、包钢二号高炉点火、南运河全面疏浚……经济版图天天在改写，无数急件需要当天落地。若文件先在秘书台上排队，再分轻重缓急，节奏势必被拉长。周总理撤掉总办，算是给后来“快节奏决策”做了预演，间接影响了上世纪70年代初期大规模引进国外成套设备的速度。 当然，机构精简并非万能钥匙。1960年代中后期，新的问题接踵而至：跨部门事务边界模糊，缺少专业评估队伍，突发情况时，值班员有时根本判别不了资料真伪。对于这些瑕疵，周总理也不是没看到，他的做法是补充专题小组，临时抽调专家直接对话决策层，省去文书往返。这套“任务制”后来在援建坦赞铁路时大放异彩，成为中国大型对外工程的惯用模式。 回头想，这场因一句戏言引发的撤改，与其说是削权，不如说是把权力重新装进更高效的容器。权力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要匹配责任、匹配时代的要求。周总理用自己的精力硬撑起这口“容器”的过渡期，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