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2岁巴金邀请19岁女粉丝到自己家做客，女粉欣然赴约。谁知，半晌后她却哭着跑出来，巴金在后面紧追不舍……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化圈那叫一个风起云涌。巴金当时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作家了，《家》《春》《秋》激流三部曲，点燃了多少年轻人的心。他就像那个时代的“意见领袖”，社交媒体就是他手里的那支笔。 陈蕴珍，当时还是上海爱国女中的一名高中生，标准的文学女青年。她读了巴金的《家》，感觉自己的人生都被照亮了。书里的那个觉慧，简直就是反抗旧家庭的偶像。于是，她干了一件当年很“潮”的事——给偶像写信。 信里写了啥？无非是一个小读者的崇拜和一肚子读后感。她也没指望能收到回信，毕竟人家是大作家。可没想到，巴金回信了。 为啥回？巴金这人，你别看他文章写得激情澎湃，私下里其实是个情感浓烈又有点社恐的人。他对青年读者有种天然的责任感和亲近感。一封封真诚的来信，他几乎都会看，也常常回。就这么着，一个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奋笔疾书，一个在课堂上偷偷憧憬，两人成了笔友，通了半年多的信。 信里，他们聊文学，聊人生，聊理想。陈蕴珍觉得这个大作家亲切得像个大哥哥。聊得熟了，巴金就发出了那个石破天惊的邀请：“你到我家里来玩吧。” 1936年一个普通的日子，陈蕴珍怀着朝圣般的心情，找到了巴金在上海法租界拉都路（今襄阳南路）的寓所。 门开了，眼前的巴金让她有点意外。没有想象中那种高谈阔论的伟岸形象，就是一个穿着朴素、个子不高、甚至有点局促不安的男人。他比陈蕴珍大13岁，但看起来更像个腼腆的青年。 客厅不大，堆满了书。巴金很紧张，话也说得磕磕巴巴。他不知道跟一个小姑娘聊什么，总不能一上来就聊世界革命和无政府主义吧？他只好不停地给陈蕴珍倒水，让她吃水果。 陈蕴珍也紧张。偶像就在眼前，可他好像跟信里那个挥斥方遒的“导师”判若两人。气氛一度非常尴尬，两人坐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这哪是粉丝见面会，简直是大型社交尴尬现场。 为了打破沉默，巴金想到了一个话题——他的朋友。他从书桌上拿起一张照片，递给陈蕴珍，语气沉重地说：“你看，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在国内受反动派的压迫，不久前在日本自杀了。” 巴金说的是他的挚友，一个叫“芾甘”的青年。说起朋友的死，巴金这个情感充沛的人，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声音也哽咽起来。他不是在没话找话，而是把眼前这个19岁的女孩，当成了一个可以倾诉心事的朋友。他把内心最真实、最沉痛的一面，毫无保留地展示了出来。 陈蕴珍当时就懵了。她还是个对未来充满美好幻想的学生，哪里见过这场面？偶像的悲伤，朋友的死亡，那个年代青年人的苦闷和绝望，像潮水一样瞬间向她涌来。她被那股浓烈又悲伤的情绪彻底击垮了，拿着照片，眼泪“唰”地一下就流了出来，然后控制不住地开始啜泣。 一个19岁的姑娘，在偶像面前哭得梨花带雨，又羞又窘。她觉得太失礼了，猛地站起来，转身就往门外跑。 巴金也愣住了，他完全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他只是想找个话题，分享一下自己的真实感受，怎么就把人给弄哭了？他心里着急，也顾不上多想，拔腿就追了出去，一边追一边喊：“陈小姐，你别走，是我不好……” 你可能会觉得，这第一次见面都搞成这样了，肯定没下文了。 恰恰相反。这次见面，虽然尴尬，却让陈蕴珍看到了一个褪去光环的、有血有肉的巴金。他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一个会痛苦、会脆弱的普通人。这种真实，比任何完美的形象都更能打动人。 她回去后，给巴金写了一封道歉信，说自己太失礼了。巴金也回信安慰她，说都怪自己太唐突。一来二去，两人的心反而更近了。他们从偶像与粉丝，变成了真正的朋友。 此后的岁月里，他们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抗战烽火中，他们鸿雁传书，感情日深。1944年，在贵阳，40岁的巴金和27岁的陈蕴珍终于结婚。婚礼极其简单，连新衣服都没买。陈蕴珍从此用了“萧珊”这个笔名，取“珊”与“衫”谐音，意为要做巴金的一件贴身小衫，温暖他。 他们的结合，不是建立在风花雪月上，而是建立在深刻的理解和灵魂的契合上。萧珊懂巴金文字里的激情，更懂他生活中的沉默和善良。巴金在萧珊那里，找到了一个可以让他卸下所有防备的港湾。 后来的几十年风雨，特别是巴金遭受残酷迫害，萧珊始终不离不弃，坚定地站在他身边，替他挡住了无数明枪暗箭。她对造反派说：“你们要批巴金，我和他一起去。他是我的丈夫，我爱他，我不能跟他划清界限。” 1972年，萧珊因病去世，没能等到丈夫平反的那一天。这是巴金一生最大的痛。在妻子离世后的33年里，巴金再未续弦。他写了著名的《怀念萧珊》，字字泣血，他说：“长在我们两人之间的，不仅有爱，还有我们两人在六年中（指）从患难中得到的、我们现在还在享受的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