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朱大同被押到刑场执行枪决，围观百姓骂他是汉奸，可他一点不在乎，脸上还挂满了笑容，人们不明白：“死到临头，他为何发笑？” 1949年5月11日，上海宋公园刑场。 朱大同被反绑着双手，胸前那块木牌写着“通敌叛国犯朱大同”。 人群里有人扔烂菜叶，啪地砸在他脸上。还有臭鸡蛋，黏液顺着脖子流进衣领，黏糊糊的。 他却昂着头，一脸不屑。 “汉奸！卖国贼！”“给日本人当狗的东西！”骂声一阵高过一阵。 朱大同突然笑出声来，刽子手火了，拿枪托往他腰上砸。他踉跄了两步，笑声反倒更响了。 这是他第17次被抓，可只有这一次，他觉得浑身轻快。 要理解他此刻的笑声，得从二十多年前那盏煤油灯说起。 1928年秋天，萧县黄口镇小学的煤油灯亮到后半夜。 朱大同摊开纸，一笔一划写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那会儿他是小学老师，徐州七师毕业的高材生，满脑子都是救国救民的念头。他怎么也想不到，11年后，会被自己人骂成“叛徒”。 1934年冬天，徐州飘着小雪。 朱大同站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门口，手心的汗把伪造的履历表浸得发皱。他刚当上中统徐州情报组副组长，可真正要做的，是救一个人——被叛徒出卖的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 他带着特务冲进郭子化藏身的药铺，故意扯着嗓子喊：“郭先生，得罪了。” 郭子化抬头，正撞见朱大同飞快眨了下眼。两人共事多年的默契，让郭子化瞬间懂了：这是演给外人看的。 三天后，刑场响起枪声。 朱大同“处决”了郭子化，转头就把人藏进萧县山区的地窖。 同志们在秘密会议上拍着桌子骂“叛徒朱大同”时，他正在徐州酒馆里，陪着特务头子喝酒。有人看见他拿金条打点关系，没人知道那些金条是党组织卖了土地换来的经费。 郭子化后来躲进山里前，攥着他的手说：“大同，你这招太险，怕是要被骂一辈子。” 朱大同望着远处的山影，声音很轻：“革命能成，骂名算什么。” 这场“假处决”让朱大同初步站稳了脚跟，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1941年春天，萧县城墙上贴满了告示。最显眼的是朱大同的“投敌声明”，红印章盖得清清楚楚。 日军少佐山本一郎亲自给他戴上“萧县治安维持会会长”的臂章，镜头对着他时，他脸上的笑比哭还难看。 “太君放心，萧县的游击队交给我。”朱大同用日语哈着腰说，眼角余光扫过人群，三个熟悉的面孔混在里面——都是他安插的地下党员。 当天晚上，山本收到消息：“共匪主力在皇藏峪。” 第二天一早，日军冲进山谷，只看到空帐篷和满地的地雷。 山本把军刀架在朱大同脖子上：“你的情报，假的！” 朱大同“扑通”跪下，额头往青砖上磕，血珠子立马渗出来：“太君明鉴！肯定是走漏了风声！” 三天后的夜里，萧县郊外的芦苇荡里。 朱大同把日军的“扫荡计划”塞进死鱼肚子，交给潜伏的交通员。鱼肚子里的腥气，比身上的“汉奸”名声好闻多了。 1943年冬天，徐州监狱的刑讯室里，鞭子抽在身上像火烧。 日军把各种刑具都用上了，朱大同咬碎了半颗牙，愣是没吐一个字。 后来地下党买通狱医，送来个药瓶。换药时，他用指甲在墙上刻：“日军17师团12月20日换防。” 出狱没多久，国民党萧县县长刘瑞岐请他吃饭。 酒过三巡，刘瑞岐拍着他肩膀：“大同，在日本人那儿受够罪了吧？跟我干，保你前程。” 朱大同一仰头喝干杯里的酒，酒液顺着下巴流进领口：“瑞岐兄说笑了，我这条命是党国给的。” 左手悄悄按住西装内袋，那里揣着从日军司令部偷来的密码本。 在日伪和国民党之间周旋多年，朱大同早已习惯了在刀尖上跳舞。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他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 1949年4月5日深夜，无锡火车站。 朱大同被特务按住时，皮鞋夹层里的三份密电露了出来。其中一份写着：“建议陈毅司令员重点突破江阴要塞。” 审讯室里，军统特务头子毛森咧着嘴笑：“朱大同，你这是叛国！” 朱大同靠在椅子上，点了支烟：“我叛国？我背叛的是你们这些刮老百姓油水的败类！真正卖国的是你们！” 他瞅着墙上蒋介石的画像，把烟头狠狠按在画像的眼睛上。 1949年5月11日清晨，朱大同被押着往刑场，执行了枪决。 牺牲后，远处传来炮声，那是解放军攻进上海的信号。 人群里，戴瓜皮帽的老周悄悄抹了把脸。他是地下党交通员，知道这个被骂作“汉奸”的人，刚送出上海城防的最后一份情报。 千里之外的萧县，淑媛收到一封匿名信，里面裹着张报纸。头版标题写着“汉奸朱大同伏法”，配着他戴木牌的照片。 淑媛摸着照片上丈夫的脸，眼泪把报纸洇出一片湿痕。17年了，她终于懂了，丈夫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行踪，那些被人戳脊梁骨的日子，到底是为了什么。 历史会铭记，1949年5月11日那个清晨，刑场上笑着赴死的朱大同。他不是叛徒，而是用生命照亮黎明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