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杨得志返回株洲，得知父亲和亲人离世后，直言：儿子大不孝 “1950年1月，株洲南阳桥——爸，妈，我回来了！”凛冽的寒风裹着这声呼唤，在村口炸响，雪粒子似乎也愣住了。半晌，没有回答。杨得志的笑意凝固，他攥紧车门，额头青筋跳动。 那一年，他四十又二，枪林弹雨里滚了整整二十二载。从平江起义到大西南剿匪，身上新旧伤痕交错。可再多勋章，也没能换来一次与家乡的团圆。妻子申戈军看着他，轻声提醒：“先别急，乡亲们等着呢。”她的话像一根细线，勉强拉住将军汹涌的思绪。 村口真热闹，锣鼓点混着鞭炮味儿。老人们搬出自家长凳，小孩踩在树墩上往前探头。有人递来一杯滚烫甘蔗汁，有人往他袖口塞花生米。几十年不见，乡音却没变，“得志啊，回来了就好！”这句土话把他拉回少年时的铁匠铺——那时，他和父亲日夜叮当，火星子老是烧破裤脚。 轿子抬来了，四根楠木杆油光发亮。“将军，给您接风！”老乡们憨笑着。杨得志摆手，语气透着倔劲儿：“我也是穷苦人家的娃，怎么好意思上轿？让我外甥女感受一下吧。”说完，他把小姑娘往轿里一塞，自己提着军帽，和四个抬轿小伙并肩走，拉家常，问物价，提到谁家稻田收成不佳便皱眉。不得不说，那一幕，让不少青壮汉眼圈发红——他们知道，这位穿呢子大衣的将军没有忘本。 越靠近家门，杨得志心里越发慌。院墙矮了，柴门斑驳。刚跨进门槛，他就扯开嗓子：“妈——我回来了！”回应他的，只有风掠过竹叶的簌簌声。妻子意识到不妙，想伸手，却被他甩开。他疯了一样冲进正屋，又掀开侧房帘子。空空荡荡，一张旧八仙桌静静杵在那，像在默哀。 “得志，别找了……”一位胡子花白的族叔走进来，手里攥着皱巴巴的草纸。他喉咙哑得厉害，“你走后，父亲、大姐、二姐，还有海弟，都……被敌人杀害。”族叔说完，重重跪下，“他们嘱咐过，不怪你。”话音落地，杨得志眼前一黑，踉跄两步跌坐在门坎上：“儿子大不孝！” 他没哭出声，泪却像断线珠子往下掉。申戈军半蹲着扶住他，小声劝：“先去灵位前点炷香吧。”他点头，腿却像灌铅。族叔递来几柱线香，他双手颤抖，香灰落满袖口。烛火摇曳，映出父母照片上模糊的笑——那笑，他已二十多年没见。 祭毕，杨得志才开口回忆往事。父亲杨荣昌打铁营生，手长年裂口，冬天抹雪水也要敲出火花。母亲则靠着一双巧手补贴家用。日子苦，但屋里常有笑声。遗憾的是，母亲在1921年病逝，十四岁的他被迫辍学去安源挖煤。那片矿井黑得吓人，塌方声像闷雷，稍不留神就埋人。半年后兄弟俩逃出深坑，又去衡阳修路。临行那天，父亲弯腰替他们背行李，嘴里念叨：“孩子，要有志气。”那个背影，此刻像刀一样割着他的心。 时间跳到1926年冬，北伐军进衡阳。杨得志看见希望，带着哥哥杨海堂投军。最初发的不是枪，是梭镖头，他嫌寒酸。海堂搂住他说：“将来你杀敌拿枪，也别忘这根梭镖。”兄弟俩约好，共同活到胜利那天。谁料两年后，在来水桥，海堂被团丁活捉，斩首示众。说到这里，杨得志声音嘶哑，拳头握到发白，“我没来得及救他！” 族叔递过茶碗，水面打着旋。他盯着那旋涡，仿佛又看见血色井冈。值得一提的是，海堂牺牲那年，他刚满二十。很多人二十岁还在琢磨走亲戚，他却已经扛着兄弟的遗体，把仇恨埋进枪膛。 傍晚，杨得志带妻女去桂泗姐家。木门“吱呀”一声开，桂泗姐抹着围裙迎出来。“弟——你总算回来了！”她干枯的手摸着弟弟的脸，像在确认这人是不是幻影。杨得志哽咽：“姐，我回晚了。”姐弟俩抱成一团，谁也没说话，眼泪流到彼此肩头。 饭桌上只有粗茶淡饭，姐却不停给他夹菜。忽然，她起身从柜角掏出一张旧照片和一封折得整齐的信：“这是你1935年寄来的，我一直藏在墙缝。那时候要是被敌人搜到，可是掉脑袋。”杨得志双手接过，指尖颤抖——照片里，他穿着红军灰军装，笑得意气风发。信纸已近泛黄，字迹依稀却还锋利。 夜深了，堂屋油灯跳动。杨得志坦言此行还有一桩心愿：摸清家乡实际，把情况写进报告，呈送中央，争取项目和粮种，“我不想再看见孩子啃红薯秧。”桂泗姐眼眶又湿：“弟，你忙国家大事，家里别惦记。”他苦笑，“国家也是千千万万这样的家堆起来的。” 第二日清晨，他踏着薄霜去各村查看：河堤年久失修，耕牛不足，孩子缺课本。他一一记进本子里，不时叹气：“问题不少，但咱们能解决。”同行的县干部问他凭什么这么笃定，他抬头望向东方，“我们连枪林弹雨都闯过，这点难算什么？” 离开株洲前，杨得志又到亲人坟前。荒草萋萋，他拔了几根，压在墓碑下：“爸，妈，大姐，二姐，海堂，我走了，等儿子把株洲建设好，再回来给你们汇报。”风从山头刮过，竹林沙沙作响，像是回应。 汽车缓缓启动，车窗外村庄渐行渐远。申戈军看见他把军帽压得很低，以为他在躲光。其实，他是在掩住眼里的泪——一个久经沙场的将军，最软的地方，从来都留给了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