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若没有周恩来的四封信，新四军战士极可能被国民党杀害 “惠芬，这封信要是送不到，他和弟兄们可就没命了。”——1946年3月的一天清晨，阴冷的牢房里，李觉握住妻子的手，小声而急促。 离开苏州时，宿惠芬怀里抱着襁褓中的女儿，肩上挎着装满麦饼的篮子。她走得并不快，每跨一步都要暗暗摸一摸那封油纸包好的密信。江南的早春还带着寒意，她却满背冷汗——这一趟，既像闯关，又像赌命。 时间拨回半年。抗战结束不久，《双十协定》让许多人对和平抱有幻想，实际上刀锋早已磨亮。根据协定，新四军主力北撤，苏南只留下小股武装坚持地下斗争。李觉率黄桥武工队六人潜伏在小苏北地带，队长金瑞生就在一次突围中牺牲，他和杨阿考落入吴县保安队手里。短短几周，苏州司前街看守所已关进三百多名共产党员和新四军干部，里头风声紧得像铁桶。 关押虽严，斗志未失。李觉等人秘密串联，三天绝食、高唱《国际歌》，逼得看守所放人一百多，可剩下的骨干却被转押桃花坞看守所，罪名从“非法集会”升级到“杀人”“纵火”。判决书上那几个“死刑”二字扎眼到刺骨。李觉明白，外线若无强援，他们很快就会被一锅端。 南京梅园新村30号，此时驻着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率队同国民党周旋，白天是谈判桌旁的笑脸，夜里却要根据前线电报押注生死。房子不够住，代表团只好自己添盖厢房；屋外布满特务，屋里却灯火通明，电报机“哒哒”不停。周恩来常说一句话：“只要谈判桌还在，就不能让弟兄们无声死去。” 也正因如此，宿惠芬闯门的那一刻，周恩来没有多一句客套。她把篮子倒在桌上，麦饼碎渣滚了一地，信纸却干净平展。周恩来读完，抬头时眼里没有波澜，只有一句轻轻的“我明白了”。后来有人回忆，那声“明白”，像是把刀抽出了鞘。 第一封信很快写好。周恩来亲笔，邵力子转递。措辞客气，却句句点出要害：李觉、杨阿考原系抗日人员，现被罗织死罪，望江苏省政府立即放人。信放在邵力子手里时，还带着墨香，邵力子叹了口气：“周公，您这是逼我拆炸弹啊。” 国民党高院不吭声，消息却先从看守所传来：李觉等四人被正式判处死刑，择日执行。周恩来拍案，再提笔，第二封信比第一封锋芒更露——若执意杀人，中共无法保证对贵方在解放区被扣人员采取何种措施。话不算多，却句句带火。 王懋功把两封信拍在孙洪霖、韩焘桌上：“先缓刑，别给我惹麻烦！”死刑暂缓，狱中同志仍在囚笼。周恩来心里清楚：刀子虽然拿开，可还悬在头顶。9月，他为滕小良写下证明，“此人与本案实无关联，请即释放”。这是第三封。地方法院装聋作哑。11月，第四封飞出梅园新村，“务请维护司法颜面”，字面柔和，潜台词却是——司法若丧失公信，别怪我另做文章。 不得不说，这四封信重量惊人。外界看似礼来往复，里子却是政治博弈：谈判桌前亮底牌，舆论场上造声势，狱墙内外双重夹击。国民党在南京的报纸率先发声，“周恩来为杀人犯李觉缓颊”——标题够辣，事实更硬。李觉翻到那行大字，手抖得几乎攥碎报纸，他跟滕小良嘀咕：“看来真有人在外头拼命。” 1947年冬，南京局势急转。国民党撕下协商面具，代表团被迫撤离。临行前，周恩来对警卫轻声说：“南京早晚是我们的。”短句平淡，却像在宣判。两年后，人民解放军渡江，城门洞开，梅园新村外的青石路再次回响脚步声。 解放军进城前夕，苏州几所监狱骤然松动。看守明知大势已去，干脆打开牢门“各自走吧”。李觉三年关押就此画句号，走出高墙时，他没先找饭吃，也没先找家人，而是和狱友在街角哑着嗓子唱了一段《新四军军歌》。唱完，几个人对着长空大笑，像是把所有苦水都吐干。 此后的日子风云翻转：李觉转入华东野战军政治部，杨阿考在地方武装干到区武装部长，滕小良回到家乡治水修路。几年间，他们见过无数场面，却始终记得那四封信——薄薄几页纸，重过山岳。 有人问李觉，当年最难的是什么？他摆摆手：“难？当然难！可心里亮着灯就不怕黑。那灯嘛，是周公替我们点的。”这句半玩笑的话在苏南老兵中口口相传。 试想一下：若那四封信没有昂首离开梅园新村，苏州的法庭上可能早已尘封数张执行通知书，李觉等人的名字只会变成档案里的一串编号。正是周恩来在谈判桌、在报章、在信函里寸寸突进，才把几位战士从绞架边硬生生拉了回来。历史终究给了清晰答案——信纸可以挡子弹，只要写信的人足够笃定，信背后站着的，是千军万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