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老总不愿意用自己的名字作地名,也反对用其他领导人的名字用地名。1959年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访问罗马利亚时,在前往"毛泽东机车厂"途中,向罗武装部副部长布尔卡谈到：用个人的名字命名街道、城市或工厂,是一种个人崇拜的残余。他一生都身体力行"不做寿、不送礼、不以人名命地名"的倡导。1958年9月30日,湖南平江城关镇人民委员会电告彭德怀："我镇全体人民积极走人民公社道路,为纪念革命老根据地的起源,要求取名'彭黄人民公社'。"彭德怀对此的回复是："为着纪念,可以用七二二名义,而不要用'彭黄'名义。因为1928年7月22日是平江起义日。" 朝鲜战争使彭德怀获得了许多赞誉,对此他反复强调：自己所取得的成绩和荣誉是属于人民的,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的,不愿别人把他称为"常胜将军",不愿接受勋章。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一周年之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彭德怀长时间想不通,觉得这枚勋章不应授予他,应该授予洪学智。因此,1952年他因病回国治疗时,把勋章交志愿军司令部保存。 回想彭老总的童年，苦难就像一条甩不掉的尾巴，紧紧地跟在彭德怀身后，但也在不断磨砺着他。随着他一点点长大，心里那股想要摆脱苦难、寻找新出路的念头，就像春天的种子，在心底悄悄发了芽。彭德怀13岁那年，家里的日子更难过了。年近80岁的老祖母已经走不动路，只能整天躺在床上。父亲呢，干瘦得就像寒冬里的一根枯柴，一阵风都能把他吹倒。为了挑起生活的重担，彭德怀背着一张破草席，走了6里路，来到了黄碛岭煤窑，做起了童工。 那座土煤窑，又旧又小，就像一个被岁月遗忘的角落。窑洞外杂草丛生，荒凉得让人心里发慌。窑洞里更是潮湿阴暗，弥漫着一股让人作呕的污臭气味。穷苦的矿工们大多一丝不挂，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多余的衣服。在油烟弥漫的桐油灯下，他们每天要劳动十二三个小时，就像一群不知疲倦的机器。低矮的坑道里，工人用弯木做扁担运煤，每个人的胳臂肘和膝盖上都绑着破草鞋，拖着一兜煤，头顶着油灯，四肢着地，在洞里艰难地爬行。等爬出洞口的时候，就算是大冬天，也会出一身汗，衣服都湿透了。 彭德怀在煤窑里当车水工。那水车是用打通的大楠竹做成的，中间装上竹竿和皮阀，窑工手握竹杆，靠着上抽下按，让水向外流，当地人叫它“孔明车”。水车旁积着一汪泥水，他的双腿整天泡在泥淖里，就像两根被泡烂的木头。为了多挣点工钱养家，在车水休息的时候，他还挑起扁担，去运一次煤。有时候，他白天车完水，晚上还挣扎着去挑两次煤，累得骨头都快散架了，可他没办法，家里人还等着他挣钱吃饭呢。 第二年年关前的一天，煤矿突然关闭了，就像一场噩梦突然降临。百余工人聚集在矿洞口，一个个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等他们得知煤矿老板因为经营亏本外逃的时候，矿工们齐声吼骂，那声音就像炸雷一样，在山谷里回荡。饥寒交迫的矿工们没办法，只能组织起来，卖掉堆积在煤场的煤炭。可是，买煤的人看准了他们着急用钱，就乘机压价，只卖了平常一半的价钱。 这点钱，勉强维持了一个月的伙食。矿山关门后，因为矿井浸水很深，根本就没法复工，矿工们只能被迫离开煤矿。临走的时候，每人只分得4升米，就像打发叫花子一样。彭德怀辛辛苦苦干了两年，仅仅得了8元工钱，其余十几元工钱就像打水漂一样，没了，白白流了一年多的汗水，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彭德怀怀着一腔愤怒离开了煤窑。后来，他在回忆笔记里描述了回家时的情景，那场景真是让人看了就忍不住掉眼泪。腊冬的时候，他回到家，两间茅屋破破烂烂的，窗纸都没糊，冷风直往屋里灌。家里一空如洗，四壁凄凄然，就像一个被洗劫过的空壳子。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幼小的弟弟，接过他手上提的两升米、一斤肉，满以为他还有钱可以偿债、买年货。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可童年的苦难却像刻在骨头上的字一样，怎么也忘不掉。在《彭德怀自述》里，他写道：“童、少年时期这段贫困生活，对我是有锻炼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因此，我对幼年的生活经历，一直到现在还记得清楚。”在那出卖血汗的两年里，彭德怀看清了老板（资本家）和老财（地主）的本质，他们就像吸血鬼一样，剥削着穷人。在他的心里，深深种下了对压迫者、剥削者的仇恨，也磨砺出了对旧社会的叛逆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