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2岁的廖静文嫁给了50岁的徐悲鸿，成为他最后的妻子，徐悲鸿去世后，

1945年，22岁的廖静文嫁给了50岁的徐悲鸿，成为他最后的妻子，徐悲鸿去世后，她虽再婚生子，却一直以徐悲鸿“遗孀”身份自居…… 1953年9月26日清晨，徐悲鸿因脑溢血在北京逝世，年仅58岁，这位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人走完了他充满争议的情感历程，留下了三段截然不同的感情故事。 徐悲鸿的第一段婚姻始于1917年，当时23岁的他与18岁的蒋碧薇私奔，这在民国初年的宜兴引起轩然大波，蒋碧薇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前清举人，而徐悲鸿只是个穷画师的儿子。 1919年，这对年轻夫妇一起前往巴黎求学，徐悲鸿在朱利安美术学院苦读，蒋碧薇则学习音乐和法语，在巴黎的八年时光，他们生活清贫但充满理想，这段经历后来被蒋碧薇写进了回忆录。 然而婚姻的裂痕从1920年代末期开始显现，蒋碧薇在回忆录中写道：“悲鸿整日沉迷于绘画，对家庭事务漠不关心。”而徐悲鸿则认为妻子不理解艺术的神圣性。 1930年，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徐悲鸿遇到了学生孙多慈，这位19岁的安徽女孩不仅画技出众，更让年过35岁的徐悲鸿心动不已，他们经常在画室里探讨艺术，徐悲鸿还为她画了多幅素描。 这段师生恋很快传开，蒋碧薇得知后怒不可遏，直接写信给孙多慈的父亲，详述了女儿与已婚老师的“不当关系”，孙父震怒之下，立即将女儿嫁给了门当户对的许绍棣。 孙多慈被迫结婚后，徐悲鸿痛苦万分，1935年，他甚至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声明与孙多慈“绝无师生以外关系”，试图平息舆论，但这段感情在他心中留下了终生的烙印。 抗战爆发后，徐悲鸿辗转于重庆、昆明等地办展筹款，1943年，在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他遇到了20岁的廖静文，这位来自湖南的女孩刚从西南联大毕业，应聘担任图书管理员。 廖静文后来回忆说，第一次见到徐悲鸿时，他正在简陋的宿舍里洗衣服，“那双画过《愚公移山》的手，此刻正搓洗着打满补丁的衬衫。”这个细节让她对这位艺术大师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1945年，徐悲鸿与蒋碧薇正式离婚，离婚协议显示，徐悲鸿需要支付100万元现金、100幅个人作品和40幅古画作为赡养费，这笔巨款几乎掏空了他的全部积蓄。 1946年1月，48岁的徐悲鸿与23岁的廖静文在重庆举行了简朴的婚礼，这场相差25岁的婚姻在当时引起不少议论，但两人的感情却十分深厚。 新婚燕尔的徐悲鸿画风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他笔下的马更加奔放自由，《立马》《群马》等代表作都诞生于这一时期，廖静文成了他最忠实的助手和模特。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巨大的工作压力加上多年的劳累，让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廖静文在回忆录中提到，徐悲鸿经常工作到深夜，画笔掉在地上都懒得捡。 更让人唏嘘的是，徐悲鸿晚年还在整理早年为孙多慈画的素描，廖静文发现后曾经不解，徐悲鸿解释说：“这些是历史的见证，不该销毁。”这种复杂的情感纠葛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 徐悲鸿去世后，三个女人对他有着截然不同的纪念方式，蒋碧薇在台湾出版了回忆录《我与悲鸿》，详述了两人从恋爱到分手的全过程，语调中带着明显的怨恨。 廖静文则将余生都献给了徐悲鸿艺术的传播，她整理出版了《徐悲鸿画集》，创建了徐悲鸿纪念馆，直到2015年92岁去世，她都没有再婚。 最令人感慨的是孙多慈的选择，这位当年的美术天才嫁人后再也没有碰过画笔，1975年在美国病逝前，她将徐悲鸿赠送的《燕燕于飞图》捐给了洛杉矶博物馆，画上徐悲鸿的题款“慈弟存念”四个字，成了这段感情最后的见证。 三个女人，三种人生轨迹，都与徐悲鸿这个复杂的男人紧密相连，蒋碧薇选择了控诉和宣泄，廖静文选择了守护和传承，孙多慈选择了沉默和遗忘。 今天我们回看这段历史，很难用简单的对错来评判，徐悲鸿作为艺术家的伟大毋庸置疑，但作为丈夫和恋人，他显然有着太多的缺憾。  参考资料： 《徐悲鸿讲艺术》 《徐悲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