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埃及空军嫌弃中国歼-6落后，不愿给钱，僵持不下之际，团长刘国民冒出一

1979年，埃及空军嫌弃中国歼-6落后，不愿给钱，僵持不下之际，团长刘国民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埃及空军长期装备苏制米格—21，对中国仿制的歼—6并不看好，埃及军官直言不讳地表示，歼—6的技术水平不如米格—21，而中方开出的价格却高达800万美元一架。 更复杂的是，埃及刚经历第四次中东战争，苏联撤走了全部军事顾问，37架安—24运输机因缺乏零件而停飞，埃及急需补充军力，但又习惯了过去中国的无偿援助模式。 刘国民团队面临的第一个突破口来自民航领域，埃及请求中国帮助维修停飞的安—24运输机，中方工程师仅用两周时间就让5架飞机重新升空，这一效率让埃及人刮目相看。 这次维修展示了中国的技术实力，也让埃及人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制造的价值，但价格谈判依然困难重重，埃方坚持要求大幅降价，甚至提出回到过去的援助模式。 刘国民拿出了越战的实战数据：北越空军使用歼—6击落了27架美制战机，包括先进的F—4“鬼怪”战斗机，这些数据证明了歼—6在实战中的有效性，不仅仅是纸面参数的比较。 僵持了一个月后，中国驻埃及大使姚广为刘国民牵线，安排他与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会面，穆巴拉克曾是空军司令，在苏联学过飞行，深知装备性能的重要性。 穆巴拉克听完汇报后，对这笔交易表示了支持，他认为歼—6的性价比合理，而且中埃友谊的历史基础使得这种合作值得信赖。 在最终的价格谈判中，中方坚持在成本基础上的合理定价，经过反复协商，最终确定了单价600万美元，比最初报价有所下调，但保证了双方都能接受。 1979年5月2日，中埃正式签署了军贸合同：44架歼—6战斗机、6架歼教—6教练机，加上248台发动机，总价值1.67亿美元。这相当于当年中国外汇储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笔订单的意义远不止金额本身，它标志着中国军工从1950年以来的无偿援助模式，正式转向市场化的商业贸易，邓小平在当年明确表示，中国需要通过军贸获得外汇支持国防现代化。 交付过程中还有个细节：埃及要求将机翼上的红星标志改为阿拉伯文字，中方连夜完成了涂装修改，确保战机能够按时参加1981年埃及国庆阅兵。 这些歼—6战斗机在埃及服役表现良好，与米格—21编队飞越金字塔的场面被当地媒体称为“东方铁鹰”，埃及后来还将部分歼—6转售给伊拉克，这些战机在两伊战争中的实战表现为中国改进后续机型提供了宝贵数据。 从技术角度看，歼—6虽然是仿制产品，但在维护便利性和成本控制方面有独特优势，相比米格—21的复杂维护程序，歼—6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使用条件。 这次成功的军贸合作建立了中埃在军工领域的长期关系，1999年，埃及又采购了80架K—8教练机，价值3.5亿美元，2024年，埃及签署了40架歼—10CE战斗机的合同，价值40亿美元。 刘国民团队在开罗的这场谈判，实际上为中国军工走向世界市场开辟了道路，从被质疑到被认可，中国制造在国际军贸市场上逐步建立了声誉。 当年参与谈判的技术人员回忆，最大的挑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改变客户对中国产品的固有印象，通过实战数据和技术展示，逐步赢得了信任。 37年后，已经退休的刘国民获得了埃及总统塞西颁发的“埃及之星”勋章，这是对他当年贡献的迟到承认，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武器出口国。 回顾这段历史，1979年的中埃军贸谈判不仅仅是一笔商业交易，更是中国军工产业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它证明了中国制造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 从维修安—24到出口歼—6，从无偿援助到有偿贸易，这个转变过程体现了中国对外合作理念的务实调整。平等互利的商业关系比单方面援助更加可持续。 今天的中国军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表现活跃，从歼—10、歼—31到无人机、导弹系统，产品线日益丰富，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1979年那场关于信任与价值的开罗谈判。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任何成功的国际合作都需要相互理解和耐心沟通，技术实力是基础，但赢得信任才是关键，中国军工的国际化道路，就是从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开始的。   信息来源：文汇网--1979年，中国代表团带着5美元去“卖军火”，换回1.67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