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九年（1859年）下半年，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因被左宗棠举报贪纵而丢官，他恼羞

咸丰九年（1859年）下半年，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因被左宗棠举报贪纵而丢官，他恼羞成怒，当即反手还击，通过湖广总督官文构陷左宗棠劣幕把政。这是左宗棠一生遭遇的最大危机，为此他差点掉了脑袋。 关于左宗棠遭樊燮构陷一事，一直存在轶史和正史两个版本的说法。 轶事的说法，左宗棠因打了樊燮一个耳光，另有一种说法是踢了樊燮一脚，并骂他：“王八蛋，滚出去！”樊燮记恨，遂反过来在官文面前举报左宗棠是湖南官场著名劣幕。咸丰皇帝收到弹章，密令官文查实，“如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 但据湖南巡抚衙门上奏弹劾樊燮的奏稿以及左宗棠给胡林翼等人的书信，正史中对樊燮案的叙说却大有不同。 梳理正史的记载，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湖广总督带病提拔永州镇总兵樊燮做湖南提督，左宗棠跟湖南巡抚骆秉章反复沟通权衡，断定必须上奏朝廷告知樊燮贪纵真相，将他从湖南提督的职位上拉下马来，于是拜发奏折。 朝廷接报之后予以采信，罢免樊燮湖南提督之职，交部严加议处。樊燮断定举报奏折出自左宗棠之手，于是反过来举报左宗棠与道州游击、代理永州镇总兵侯光裕是亲密朋友，在樊燮一案中涉嫌“通知”，贺炳翊同侯光裕商量，侯光裕通知左宗棠，左宗棠告知骆秉章，骆秉章弹劾樊燮。 左宗棠弹劾樊燮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举报事实清晰，铁证毋容置疑，更重要的一点，他在举报的同时非常高明地将樊燮与官文进行了切割。 借骆秉章之口，左宗棠的弹章是这么写的：该总兵劣迹败露，均在去任之后，臣近在一省，尚始知觉，督臣远隔千数百里，匆匆接晤，自难洞悉底蕴，陈奏两歧，实非别故。 左宗棠的意思是说，樊燮贪纵的证据暴露，是在离开永州镇总兵职位去北京面圣述职的路上，骆秉章近在长沙，也才刚刚发现证据，湖广总督官文远在湖北武昌城，相隔甚远，突然接到湖南方面的举报，对前因后果全然无知，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所以，如果官文上奏的内容跟湖南方面有出入，也是很正常的事，不是官文有意包庇。 论官场权谋，左宗棠的道行其实很深，李鸿章与其交锋，有时候都不是对手，只是左宗棠为官耿介，有时候不屑使用官场权谋罢了，但一旦形势所需，他可从来不耍虚招花架子，早期弹劾樊燮，即是一个例证。几句话，将樊燮与官文切割开来，既防止官文大肆打击报复，便于各个击破，又在朝廷面前给足了官文面子，如此一来，官文的嘴就被堵上了，朝廷也不会因为投鼠忌器而放过樊燮。 反观樊燮，他在反击的时候，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这一点是少有人提及的。 樊燮声称，湖南巡抚骆秉章提审自己，是大宋朝廷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 樊燮贪纵的证据已经铁板钉钉，这时候樊燮将自己比喻成清朝的岳飞，这本身就让人感到可笑。更要命的是，他忽略了一点，如果他是清朝岳飞，骆秉章是秦桧，那咸丰皇帝又是谁呢？岂不成了历史名声很臭的一代昏君宋高宗了。 当然，左宗棠在这一场风波中最后之所以能够化险为夷，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当时一众著名汉臣的联手营救。 有人说，在营救左宗棠一事上，当时的一众汉臣罕见地大联合、大团结，这是晚清时节汉臣势头压过满臣的一个象征时刻，也是汉臣联手实现晚清短暂中兴的一个象征时刻。更可赞叹的是，纵观当时朝野的风流人物，有如此人品、才华、声望，能形成如此之大凝聚力的，竟然不是曾国藩、李鸿章之辈，而是没有功名、没有官位，区区的一个府衙师爷左宗棠。 确实，汉臣联手营救左宗棠，是晚清官场罕见的精彩大戏。 樊燮构陷左宗棠，虽然犯了低级错误，但当时的咸丰很想借左宗棠一事来压制汉臣逐渐掌握地方实权的势头，所以他才给官文下了那道密旨，“如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 首先得知咸丰欲拿问左宗棠的是咸丰朝的权臣肃顺。肃顺一向倡导重用汉臣，得知密旨内容，他第一时间便告知了自己的幕僚高心夔（kui）。 高心夔是晚清著名文人，肃顺儿子的家庭教师，得知这一消息，他马上告诉了肃顺的门客、晚清另一著名文人王闿运，王闿运知道左宗棠是大才，转身又立即告知了翰林院编修、左宗棠的挚交好友郭嵩焘。 郭嵩焘因为是左宗棠同乡，不方便率先站出来说话，便委托王闿运和高心夔向肃顺求救。 这个时候，骆秉章和胡林翼也同时写信给高心夔，托他向朝廷疏通。 高心夔和王闿运向肃顺说情。 肃顺说，我作为朝内大臣，一人也不好在皇上面前讲话。须得朝内外有疏保左宗棠，我这才好开口。 得到肃顺这个态度，郭嵩焘赶忙去找同在南书房值班的少詹潘祖荫，请他给皇上保荐奏疏，并说：“如果把左宗棠搞走了，湖南就会垮台，东南大局也就完了。” 潘祖荫于是给咸丰上了一疏，力保左宗棠，其中有两句话传诵一时：“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这话初听起来，给人太大太虚之感，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节点，这话一点不夸张。 咸丰看到潘祖荫的奏疏，特意问郭嵩焘，“左宗棠才干怎样？”郭嵩焘说，“他才干极大，料事明白，没有办不了的事，人品尤极端正。” 咸丰听了，又问肃顺。 肃顺说，左宗棠长于军事，应当弃瑕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