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4月，邓小平视察兰州504厂，一家对外绝密的铀浓缩工厂，在车间角落，他看见一个穿工装的女工，目光一怔，走上前问：你怎么在这儿？ 她正低头擦拭设备，袖口沾着油渍，与普通工人没什么两样，邓小平快步上前问道：“你怎么会在这里？”这位“女工”正是王承书，国际物理学界“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的创立者之一，此时她的真实身份是504厂铀浓缩技术攻关组长。 王承书1912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1934年以物理系第一的成绩从燕京大学毕业，是全班唯一的女生，1941年，她远赴美国师从著名物理学家乌伦贝克，仅用3年时间就取得了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 在美国期间，王承书与导师共同提出了“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这一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美国同行评价她“若留在美国，必将获得诺贝尔奖”，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都向她抛出橄榄枝。 然而1950年代，美国开始限制华人科学家离境，王承书夫妇决定回国，她与丈夫张文裕耗时7年，将300多箱科研资料分批邮寄回国，最终在1956年冲破重重阻挠回到祖国。 回国后，王承书被分配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8年，钱三强找到她，希望她转向热核聚变研究，46岁的王承书没有犹豫，回答了三个字：“我愿意。”她销毁了个人所有的基础物理研究笔记，全身心投入到新领域。 1961年，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中国的铀浓缩技术陷入绝境，钱三强再次找到王承书：“这项任务需要隐姓埋名，连家人也不能说。”王承书依然只说了三个字：“我愿意。” 在504厂，王承书与团队住进了厂区3号招待所，房间没有供暖设备，她每天和工人一起搬运G—2型离心机，参与设备调试，由于体力消耗巨大，她半年内就磨坏了好几套工装。 没有计算机，王承书就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进行数据演算，据中科院档案记载，她带领团队完成了超过3万次铀分离数据计算，因为经常停电，她们只能点蜡烛继续工作，单日最高纪录是点燃了17根蜡烛。 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所有技术资料，只留下一些俄文残页，为了获取关键信息，王承书开始自学俄语，逐字逐句地翻译这些珍贵的技术文献。 1964年1月14日，王承书团队成功产出了合格的高浓缩铀，比预定计划提前了113天。这批核燃料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奠定了基础，当邓小平视察时看到这一成果，他感叹道：“你们为人民立了大功！” 王承书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每个月280元的工资中有200元都交了党费，剩下的钱用来资助困难的同事和学生，她自己却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一件衣服经常穿好几年。 1992年丈夫张文裕去世后，王承书将两人积攒的10万元全部捐出，在西藏建了一所“文裕小学”。临终前，她又将最后的7000元存款作为党费上交给组织。 晚年的王承书患上了白内障，医生建议使用6000元的进口药物治疗，她拒绝了，说：“我的眼睛不值这个钱，把钱留给更需要的人。”直到病逝，她的双眼都没能完全恢复光明。 504厂是新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邓小平1958年亲自批准建设，除了王承书的贡献，这里还诞生了1978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重要成果。 这座工厂为中国的原子弹、氢弹、核潜艇提供了核燃料，被誉为“中国浓缩铀工业的摇篮”，如今邓小平当年的留影处、黄河铁桥、主工艺大厅等已经成为国家工业遗产。 王承书在504厂隐姓埋名工作了30年，直到1994年病逝，她的贡献才被完全公开，钱三强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她：“她既有资格见马克思，也有资格见爱因斯坦。”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像王承书这样的科学家还有很多。他们放弃了国外的优渥生活，放弃了个人的学术声誉，甘愿隐姓埋名为国家奉献，这种“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精神，至今仍让人敬佩。 王承书的故事在电影《无名之辈》中得到了致敬，张译饰演的“沉默者”就是以她为原型，虽然她的名字很少出现在教科书里，但她的贡献永远不会被遗忘。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核工业大国，这离不开像王承书这样的先驱者的默默奉献，她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为国家的科技发展铺平了道路。 王承书生前经常说：“这是大家的功劳，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这种朴实的话语，体现了老一代科学家的崇高品格，她们不求名利，只求国家富强，这种精神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学习。 从燕京大学的优等生到美国的知名学者，再到504厂的无名“女工”，王承书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人生道路，她用自己的选择诠释了什么叫做爱国情怀，什么叫做科学家的责任担当。 在今天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新征程上，王承书的精神仍然具有重要意义，面对外部的技术封锁和挑战，我们需要更多像她这样的科学家，用智慧和汗水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信源：新浪军事——中国这位女专家鲜为人知 为造原子弹隐姓埋名到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