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垃圾时间”，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而是一场缓慢腐烂的溃败。它像一锅温水，把整个社会慢慢煮熟。人们不再相信口号，也不再期待改变，只在体制的缝隙中求生存、找饭吃。冷漠成了最安全的伪装，犬儒成了最理性的选择。
在这段注定失败的时间里，权力在高层疯狂内卷，争权夺利的戏码天天上演，改革成了集权的遮羞布，口号越喊越响，实际越收越紧。官员们忙着敛财，忙着安排子女出国，忙着把国家资产悄悄变成自家私产。他们比谁都清楚这个体制撑不了多久，但没人愿意说破，更没人想去救。
而普通百姓呢？他们沉默、回避、麻木、冷眼旁观。邻居被带走，装作没听见；同事被打压，假装不知道；街头不公，视若无睹。这不是人性冷漠，而是制度逼人冷漠。在一个随时可能被举报、被审查、被消失的社会里，关心公共事务是一种奢侈，甚至是一种危险。
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苏联进入了“稳定”的假象期，实则是死气沉沉的停滞期。人们学会了演戏：干部在台上高喊理想，群众在台下低头吃饭；报纸上是光辉伟业，现实中是排队抢购厕纸。这种虚伪成了日常，真诚反倒成了异类。
极权之下，没有真正的团结，只有集体的恐惧。它不允许自由表达，也不容忍公民参与，久而久之，人民不再是国家的主人，而是看客，甚至是帮凶。冷漠不是民族文化的宿命，而是政治体制的毒果。
当一个社会失去了愤怒的能力，也就失去了改变的可能。苏联的垃圾时间最终以解体收场，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因为一个没有灵魂的体制，迟早会被历史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