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皇帝大婚,孙耀庭高兴得一夜未眠,口中念叨着“大清繁荣昌盛”,仿佛自己也成了龙恩浩荡的受益者。可笑的是,他忘了自己是谁——一个被皇权制度亲手阉割、剥夺尊严与人性的奴才。太监本是皇权体制最悲惨的产物,却偏偏成了最忠诚的歌功颂德者。这不是忠心,而是灵魂彻底被阉割后的病态依附。
在皇权体制下,不只是肉体被摧残的人才会成为太监,精神上被驯化得甘于屈辱、乐于跪拜的人,同样是制度的“文化太监”。他们把压迫当作秩序,把奴役当作恩典,把衰亡前的回光返照当作盛世图景。这种自我矮化的心理机制,正是专制得以延续千年的精神支柱。
孙耀庭之流不是个例,在每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里,都有无数“自愿”的赞美者。他们不恨皇帝,因为他们早已失去了恨的能力;他们不求自由,因为连“自由”这个词都已被剔除出思想词典。
真正的悲剧不是皇权的存在,而是它成功地让受害者为施暴者唱赞歌。当一个人连身为奴隶的耻辱都能当成荣耀时,他的奴性已深入骨髓。
历史告诉我们:比肉体阉割更可怕的,是思想的阉割;比皇权更顽固的,是那些心甘情愿跪着还高呼万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