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一天，国民党十九兵团兵团长冯治安来到一七九师，找师长何基沣诉苦。冯治安说，如今战乱不断，他在北平的生意赔得一塌糊涂，愁得不知用什么办法来堵窟窿。 此时的何基沣已经秘密入党，正想着如何为新四军搞枪，从冯治安的牢骚中捕捉到机会后，他对冯治安说，上次打仗一共缴了日本兵500多条枪，把这些枪卖给新四军，那不就是钱嘛。冯治安急于堵生意上的窟窿，只说了一句千万不要走漏了风声，便点头答应下来。 何基沣给冯治安出的这个主意，很地下党，既帮新四军搞了枪，同时又抓住了冯治安的一个把柄，但是恰恰因为抓了这个把柄，在某些时候，也有可能召来冯治安灭口的歹念，但是算总账，这个事还是值得一干的，于是乎，他趁机拿出105条枪，趁着夜幕交给了新四军游击队，并从给游击队的3万块经费中拿出一万块，作为卖枪的钱送给了冯治安。 未曾想，不久之后，正当何基沣和部下准备杀猪过年的时候，负责来何部取经费的新四军竹沟留守部队的交通员项遒光，被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宪兵抓住，项经不住拷打，把何基沣给新四军提供经费的事供了出来。 何基沣、冯治安都是西北军出身，过去都属于冯玉祥的人，桂系李宗仁和冯玉祥是有恩怨的，1928年蒋桂战争，冯玉祥的西北军曾抄过桂系的后路，把李宗仁害苦了。李宗仁表面宽厚，但剪除异己，党同伐异的事，他也没少干。这算不上他个人的问题，这是时代特色。 但是，为收拾何基沣，打击冯玉祥，李宗仁干了一件蠢事，他竟事先向冯治安了解何基沣一七九师的情况。那时，冯治安自觉刚从何基沣那里吃了好处，便替何基沣打了掩护。何基沣从冯治安那里得知李宗仁在查自己，马上转移了一七九师的地下党。 李宗仁没有进一步抓住何基沣“通共”的证据，又不愿放过，最后耍了一个阴招，他把何基沣送到了重庆，名曰“受训”，实则想借老蒋的手杀冯玉祥的人。 这个时候，对何基沣而言，最安全同时也是最愚蠢的做法，就是跑去找新四军。但是作为著名的卧底将军，何基沣在关键时刻没有掉链子，他决定以身犯险，去重庆周旋。 何基沣到了重庆，第一时间就被老蒋软禁了。 老蒋这个人，许多时候并没有杀伐果断的气魄，受到派系斗争的影响，他经常犯拖泥带水以及自作聪明的错误。 对何基沣，他一直想坐实对方是共产党，否则他就觉得自己被李宗仁利用了。 处在这种既凶险，同时又有机会的夹缝中，何基沣找了三波人为自己疏通。一波是大同洋行的董事，当时的百万富翁肖振瀛，此人虽然没有官职，但在重庆官场能量很大；第二波是身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胞兄何基鸿，何基鸿为救弟弟，又走了于右任的门路；第三波就是冯玉祥。 受到这三波人的影响，老蒋对于如何处理何基沣，愈发地拖泥带水。 他让陈诚去查，这种事不来硬的，不可能拿到什么铁证，陈诚忙了半天，又是摆鸿门宴，又是找来何应钦、原中训团团长王东原一起来套话，结果是一无所获。 陈诚有些时候也非常的阴，他认为何基沣既然有嫌疑，干脆把他的兵权夺了，困死在重庆算了。 这是何基沣最担心的事。 恰在这时，冯治安也开始落井下石，他将自己的心腹李宝善安插进一七九师，准备取而代之。 当时，到重庆“受训”的国民党将领，一旦前方无军职，中训团就可以借机将其困在重庆。面对这个局面，何基沣走了一步险棋，他冒充冯治安的名义给三十三军团驻渝办事处发了一封急电，内容为：“大战在即，何基沣速反防”，然后由办事处送到何应钦处。 何基沣伪造的这封急电，非常巧妙，因为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刚刚在随枣战役中阵亡。借着这封电报以及当时的局势，于右任先是跑到老蒋跟前说，“何基沣乃抗日名将，长期滞留重庆，恐对舆论不利。” 冯玉祥将话说的更刺耳，在给老蒋的信中，他放言，“何基沣若不调离前线，张自忠或许不致阵亡。” 受到这一连串的干扰，老蒋自作聪明的毛病就严重地犯了，他开始怀疑李宗仁的动机，认为李宗仁像当年的孙权。 孙权当年杀了项羽，把首级献给曹操，就是想把祸水引到曹操身上。老蒋认为，李宗仁把何基沣送到重庆，就是想激起他与冯玉祥的矛盾，然后坐收渔翁之利。 曹操处理这种事情很高明，他把关羽的首级厚葬于洛阳，如此一来就把刘备的复仇之火引向了东吴。 基于这样的认识，老蒋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效仿曹操，礼送何基沣出重庆，这样，何基沣必定对他感恩戴德，同时又使何基沣与李宗仁结下了死仇，简直就是一箭双雕。 就这样，让何基沣都没有想到的结局出现了。 老蒋先是在何应钦送来的何基沣的材料上写下了“任劳有余，任怨不足”八字不痛不痒的评语，然后又特别设宴为何基沣饯行，并且亲自授予他一把“中正”剑。 因为这次逢凶化吉，并且还得到了老蒋的“中正”剑，何基沣后来在淮海战场上率部起义，才有了可能。 1965年李宗仁回国，在欢迎的队伍中就有何基沣。 在宴会上，李宗仁为当年的事向何基沣表达歉意，何基沣用诙谐的语调说，“老蒋补救了你的错误，将我放了回来，还送我一件附身符。” 李宗仁听了，尴尬至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