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他瞒着妻子，偷偷把一管不明液体，灌进不满一岁的儿子嘴里，看着儿子对他笑。他却流着泪抱着儿子，心里默默的想，为了亿万婴儿的生命，爸只好对不起你了！ 顾方舟1926年出生在浙江宁波，家境原本不错，但四岁时父亲因黑热病去世，母亲周瑶琴带着几个孩子艰难谋生。她学了助产技术，带着顾方舟迁到天津英租界当助产士，靠微薄收入养家。母亲常说，医生这行当是别人求你，不是你求别人，这话在顾方舟心里扎了根。小时候，他看着母亲深夜接生，风里来雨里去，觉得当医生是最踏实的事儿。1944年，他考进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那年头战乱，学医的学生少，学成回乡的更少。他在课堂上听老师讲，农村婴儿死亡率高得吓人，平均寿命才33岁，公共卫生几乎是空白。这让他萌生了个念头：光治病救人不行，得从根儿上防病。 大学毕业后，顾方舟本可以做外科医生，收入高又体面，但他选了公共卫生这条冷门路。1950年，他去了大连卫生研究所研究痢疾，次年被国家送去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深造。苏联的病毒学研究那时领先全球，他在导师丘马科夫指导下学了四年，1955年拿下副博士学位回国。正赶上小儿麻痹症在中国多地肆虐，孩子得病后多半瘫痪，甚至没几天就没了。他被派去研究这病，算是临危受命。1955年，江苏南通疫情暴发，1680人感染，466人死亡，多是小孩儿，顾方舟和妻子李以莞赶到现场，面对家长们的绝望，他只能硬着头皮说实话：这病没得治。回去路上，他下定决心，要搞出能防这病的疫苗。 小儿麻痹症，学名叫脊髓灰质炎，病毒专挑七岁以下的孩子下手，传染快，后果狠。1957年，顾方舟团队跑了12个城市，分离出病毒株，确认中国流行的是I型病毒，这为疫苗研发定了方向。1959年，他去苏联考察疫苗生产，当时国际上有两种路子：灭活疫苗安全但贵，穷国用不起；减毒活疫苗便宜，效果好，但风险高，病毒可能变异。他琢磨着中国的情况，果断选了活疫苗路线，卫生部也同意了。他从苏联带回毒种，组建研究组，自己当组长，带着一帮年轻人没日没夜地干。 1959年底，第一批活疫苗在北京试制出来，动物实验没问题，猴子打完活蹦乱跳。但疫苗要上人体，尤其得在小孩儿身上试，这是个大坎儿。活疫苗减毒后仍有微小风险，哪个家长敢让自家孩子当试验品？顾方舟先拿自己开刀，喝下一瓶100人份的疫苗，观察十几天没事。团队其他人也跟着试，喝完都好好的。可成人有免疫力，孩子没这道防线，试验还得在小孩儿身上做。他想了又想，脑子里冒出个念头：自己刚满月的儿子顾烈东。1960年初，他瞒着妻子，把疫苗带回家，趁夜深人静喂给儿子。接下来的30天，他每天盯着孩子的体温、反应，记录每一点变化，晚上睡不着就翻数据。妻子出差回来知道了这事，没吵没闹，只是默默支持。团队里其他几个人也让自家孩子试了，总共五六个小孩儿，都平安过了观察期，抗体检测也合格。这才算过了第一关。 试验成功让顾方舟松了口气，但这只是开始。二期、三期试验得扩大规模，1960年，从2000人试到450万人，覆盖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结果显示疫苗保护率93%，发病率直线下降。1960年底，500万人份疫苗推到全国11个城市，疫情很快被压下去。可液体疫苗有个麻烦，冷链运输成本高，农村用不上，孩子还嫌味儿苦，不爱喝。顾方舟琢磨着，得让疫苗好保存、好吃。他想到小孩儿爱吃糖，带着团队试了上百次，用奶粉、葡萄糖包住疫苗，1962年搞出甜甜的糖丸疫苗。这东西不光好吃，还能常温保存，农村也能用上。1965年，糖丸疫苗在全国铺开，小儿麻痹症病例一年比一年少。 糖丸疫苗推广后，顾方舟没闲着。1975年，他开始研究三价糖丸疫苗，针对三种病毒型别，1985年配比定下来，1986年全国用上，效果更好。1990年，中国启动消灭脊髓灰质炎计划，病例数一路降。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中国无脊髓灰质炎，顾方舟作为代表在报告上签了字。那一刻，他74岁，觉得自己这辈子值了。糖丸疫苗前后护住了几亿孩子，彻底改了中国公共卫生的面貌。 顾方舟后半生干了不少大事，当过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拿了“人民科学家”称号。他低调得很，从不提自己拿儿子试药的事儿。2019年1月2日，他在北京去世，92岁。走之前，他拉着后辈的手说，自己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值了。嘱咐年轻人让孩子们快长大，报效国家。他的糖丸不光救了孩子，也让无数家庭免于失去孩子的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