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北京城头出了一桩难题，天安门该挂什么样的毛主席像？一帮搞城建的干部正拿着放大照研究，照片倒是拍得清楚，就是太“实”了点，脸上褶子一条条，眼神也透着疲倦，放在天安门正中央，怎么看都不“庄严”，这事惊动了周恩来，他一句话拍板：“照片不行，要画像！”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各项制度都在摸索中推进，连毛主席的“形象”也要重新打造。 当时最先接任务的是张仃，出身鲁艺的老画家，早年给延安画过海报。 张仃带着草稿进了中南海，小心翼翼把画像摊开，毛主席端详片刻，半真半玩笑地说：“这人画得比我好看，就它吧。” 张仃一愣，心说这算同意了？结果还真不算，画稿送到天安门试挂那天，现场气氛凝重，围观群众议论纷纷，有人说不像，有人嫌颜色太淡，画得太“文气”，当晚张仃接到通知：重画。 画像这活，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难就难在“像”得不光是五官，还得有精神气。 张仃退出后，这活就交到了唐永德和王国栋兄弟手里，这俩人起初也试着照着照片画，但放大后问题又来了：毛主席的面部线条太复杂，照片看着有神，一画出来反倒失了魂。 他们琢磨了好几天，决定换路子，不画细节，画轮廓，突出庄严感。 1953年的那次绘像，王国栋记得特别清楚，北京入冬早，画室冷得像冰窖，几盏灯泡吊在顶上，光一照，画像上的毛主席脸色发青。 他只能一点点调整油彩的比例，从嘴角到鼻翼，反复修改了六遍，画完已是夜里三点，他靠着墙打了个盹，迷糊中梦见自己也坐上了天安门正中，被群众围着看。 画像画好不算完，还得过“三道关”：画师自检、公安核验、最后中央审定。 有一年画好后直接送进天安门试挂，一刮风，画布飘了起来，画中人竟然“闭了一下眼”，吓得警卫当晚连夜召回画师改角度，此后王国栋每年都要提前数月筹备，为的就是避免出纰漏。 那年北京下了场大雨，画像刚上墙没两天，竟然开始“流油”，原来画面上的漆没干透，被雨水一冲就出了油，远远看像是毛主席流泪。 广场上有人指指点点，说画得不地道，公安赶紧封锁现场，把画收了下墙，王国栋后来回忆，那是他这辈子最难堪的一次“事故”，从那以后，每张画像都要加三层防雨涂层，干透才能挂。 至于为啥不用照片，画师们都说得明白，照片太真实了，放大之后毛孔、皱纹、眼神里的疲惫都藏不住，看起来不够庄严。 毛主席的照片拍得最多的就是侯波，她给毛拍了成千上万张标准照，党报经常用，但试挂放大照那次，广场上群众议论特别多：“这不像领袖，像家里的爷爷。” 有段时间，北京中山公园外墙上也试挂过照片，黑白底子，毛主席身着中山装。 挂没两天，就有大爷大妈拿着放大镜去看，说照片太细，反倒不像是站在那儿领袖，像坐在屋里看报纸，这一来，中央宣传部就定了基调：画像统一，表达的是气质，不是细节。 画像的定稿，是经过毛主席本人点头的，据《北京日报》报道，毛主席亲看过好几稿，最终选了一张“微笑不露齿”的画像作为标准。 那张图里的毛主席目光向前，神态安静，眉毛略微上扬，正是现在天安门上那张。 王国栋兄弟画了几十年，每年国庆都要重新绘制新画像，画像有高标准，尺寸固定：高六米，宽四点六米。 绘画用特制帆布，涂料必须防晒、防风、防腐。每年画完，新画像会连夜由吊车挂上天安门，旧画像处理极为严格，绝不能流入市场，每张都当场销毁，留下的是唯一的“标准”。 挂画像是个仪式，非普通工作能比，公安封路，画师站在脚手架上，用白布包着画像，一点点打开，像揭幕仪式。 王国栋年纪大了之后，每次挂完像，都要站在广场东边远远看一眼，他曾对学生说：“画像一旦挂上，毛主席就在天上看着咱们，不能有半点马虎。” 时间久了，很多人以为那张画像一直没换过，其实它年年新，但年年一个样，外地人来北京，总会说：“毛主席像怎么一直不老？”这就是画像的特别之处，画的是精神，不是时间。每一笔、每一线，画的都不是一张脸，而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挂照片简单，拍完就能放大；画画像难，每年都得从头来，但也正因为难，才显得更庄重。 天安门不挂照片挂画像，不是技术问题，是一种仪式感，是一种讲究。 参考资料： 《毛泽东画像的诞生与更换秘史》，《北京日报》，2020年10月1日。 《毛主席标准像绘制背后的故事》，《中国纪实》杂志，201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