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冬，黑龙江依安的土炕上，新媳妇 “翠兰” 正给丈夫补袜子。她指尖的针脚细密得像绣活，鼻梁上却沾着锅底灰 —— 这是她每天出门前必做的伪装。 窗外飘着雪，炕头的刘老汉吧嗒着旱烟，忽然说：“妮儿，你老家到底哪儿的？” 她捏着针线的手顿了顿，用生硬的东北话答：“关里逃荒来的。” 没人看见她袖口下那道月牙形伤疤 —— 那是 1943 年在北海道军工厂被齿轮划的。 吉林通化的周老太太至今记得，1946 年开春翻地时，锄头差点砸到草棚里的女人。 那女人怀里还搂着个死婴，指甲缝里全是黑泥，可手腕上却戴着个银质樱花手链。 “水……” 她开口时，嗓子像被砂纸磨过。后来她叫 “秀芝”，给周家大儿子做了媳妇，没人知道她曾是仙台女子医专的高材生。 直到某天给邻居接生时，熟练摆出的产科姿势让老产婆惊得掉了笸箩。 哈尔滨新市街的石墙根下，曾躺着九具并排的尸体。1945 年 8 月 15 日那晚，住在隔壁的王大娘听见隔壁佐藤家传来瓷器碎裂声，第二天推门看见： 五个孩子蜷在父母身边，最小的男孩手里还攥着没吃完的饭团。 桌上放着军部发的氰化钾小瓶，瓶底沉着淡蓝色粉末，像撒在白布上的矢车菊。 王大娘用炕席裹尸时，发现佐藤太太的和服腰带里缝着张全家福 —— 明治三十七年的照片上，全家站在富士山前，那时她还是个梳着岛田髻的少女。 辽宁抚顺的老道口，至今有老人指着铁轨说：“当年那列难民车，让飞机炸得像麻花。” 1945 年 9 月，日本开拓团的福田一家挤上南下的火车，车还没开就遭到扫射。 福田太太护着三个月大的婴儿躲在座椅下，等枪声停时，发现丈夫半个身子挂在车窗上。 她拖着孩子爬下火车，在铁轨边遇到个中国农民，那人用门板抬着她和死婴走进林子，挖坑时问：“埋哪儿？” 她指着东边 —— 那是东京的方向。 齐齐哈尔宪兵队的地下室里，玉冈大佐的妻子美惠子把氰化钾分给三个女儿。大女儿阿信突然打翻药瓶：“我要活着见哥哥！” 美惠子抽出军刀割断女儿长发，用锅灰抹花她的脸：“从今天起，你叫‘招弟’。” 后来阿信被闯关东的李老汉捡走，直到 1953 年嫁给供销社的会计，婚礼上有人笑她吃生鱼片的习惯，她才惊觉自己咬破了舌尖。 共产党接收东北后，牡丹江的李大爷抱着个混血女婴走进派出所。“路上捡的。” 他把孩子放在户籍员桌上，袖口露出块刺青 —— 那是 1940 年在伪满军服役时纹的樱花。 女婴后来叫 “李桂兰”，嫁去邻村那天，陪嫁的木箱里藏着本日文绘本，画着穿和服的兔子，书页间夹着片干枯的樱花瓣。 沈阳火车站的月台上，小林初子抓着中国丈夫的手不肯放。 1952 年归国名单上，她的名字旁画着红圈，那是组织批准她带走的唯一物品 —— 丈夫送的红围巾。 火车启动时，她突然用东北话喊：“他爹，等我！” 站台上的男人猛地蹲下身，手里的搪瓷缸摔在地上，缸底 “为人民服务” 的字样磕掉了一角。 山西平遥的药铺里，老中医张守义的抽屉深处，锁着本泛黄的《汉方诊疗集》。1968 年临终前，他指着书里夹的蓝布包：“这是佐藤老师给的黄连……” 布包打开，里面是半片干枯的人形参，参须上系着根褪色的粉丝带 ——1947 年，那位自称 “春杏” 的日本女医生，就是用这根带子绑着药包，跟着他翻遍太行山认草药。 长春净月潭的山坡上，周花娘的墓碑只刻着三个汉字。 2001 年修族谱时，她的孙子在日本遗孤数据库里查到：1945 年，北海道女子中学的毕业生佐藤美代子失踪于伪满新京。 而墓碑背面，有人用红漆描了朵模糊的樱花，每年清明，总有人在花旁放束野百合 —— 那是她教学生们辨认的第一种植物。 如今大庆中学的校史馆里，王淑子老师的教案本还摆在玻璃柜里。1985 年她退休时，学生们发现她锁在抽屉里的备课笔记，日文批注比中文教案还详细。 而沈阳老年公寓的回忆录手稿里，86 岁的佐藤弥生用颤抖的手写下最后一句：“去年回依安看了，刘老汉的坟头长了棵樱桃树，跟北海道家里的那棵一个味儿。”
